【简介】感谢网友“网络整理”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一本七十年前的日记，透露了一桩惊天秘密，三个年轻人被这秘密深深吸引，全力以赴开始探索……疑点此起彼伏，真相扑朔迷离，三个年轻人将如何应对？他们能成功吗？秘密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神秘宝藏
廖辉大学刚毕业，在古林镇文化站当站长。最近文化站接到县里通知，要求尽快上报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物，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廖辉立刻行动，挨家挨户走访，可忙了好久却没征集到一件文物，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西山村的王木匠主动找上门来了。
王木匠长期从事古董家具收购生意，上个月他去县城旧货市场捡漏，低价淘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花梨木书桌。在修补书桌时，王木匠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暗抽屉，打开暗抽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发黄的旧本子。王木匠以为藏得如此隐秘，那本子肯定很珍贵，不料翻开一瞧，原来是一本七十年前的私人日记。王木匠很失望，随手将日记本丢到了角落里。这几天听说廖辉在征集抗战史料，王木匠想起了那个日记本，便拿着它来找廖辉。
廖辉接过日记本翻了翻，发现这些日记写于抗战胜利前夕，便对王木匠说：“本子我先研究一下，如果里面的内容跟抗日战争有关，就拿到县里去展览，如果跟抗战没关系，明天我把本子还给你。”
王木匠说：“这本子送给你啦，不管有没有用，都不必还给我了。”
吃过晚饭，廖辉打开那本日记仔细读了起来。
日记的作者叫邱伟达，当年在汪伪政府供职，担任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这本日记从1944年元旦写起，截止于第二年3月4日，主要记述作者的日常活动。廖辉从头读到尾，没发现多少与抗战有关的史料，就在他兴味索然时，最后的几篇日记让他眼前突然一亮。
在1945年2月18日到3月4日的日记中，邱伟达断断续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汪伪政权的首脑们预感到末日将至，决定把中央储备银行四百公斤金条秘密转移，埋藏到浙江宁波。汉奸头子们私藏这笔财富，是为了将来逃往国外后使用。财政部长周佛海负责此事，具体由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叔丹和副队长邱伟达经办。3月1日，杨、邱二人将四百公斤金条悄悄装入三十个酒坛。3月4日，他们以慰劳浙东日军为名，乘坐“勇胜号”军舰，押着这批酒坛前往宁波。邱伟达最后一篇日记是在军舰上写的，只有短短一句话——一切都很顺利，明天早上将抵达目的地。
读到此处，廖辉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日记写到这儿就断了，后面的事无从知晓。如今是网络时代，很多资料可以上网查询，于是廖辉打开电脑，登陆百度进行搜索。
然而，网上压根找不到与汪伪宝藏有关的内容。百度对杨叔丹的介绍非常简单，对邱伟达则没有任何提及。看来，杨、邱二人的信息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藏着日记的书桌是从县城旧货市场买来的，这说明书桌的主人很可能住在本地，他会不会就是邱伟达呢？廖辉决定明天去县档案局查一下。
查询的结果与廖辉的猜测吻合。邱伟达正是本县人，1941年到1945年期间，他担任南京伪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邱伟达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初病死于狱中。
几经周折，廖辉找到了邱伟达的孙子，证实那张书桌是他卖掉的，但他不知道书桌里有暗抽屉，也不晓得抽屉里有祖父的日记，对那批金条的下落更是一无所知。
这条线索刚露头就中断了，廖辉只好想别的办法。藏宝地点在宁波，所以要探究金条的下落，还得从那儿入手。廖辉想起大学同学徐晓峰住在宁波，便打电话向他询问相关情况。
徐晓峰告诉廖辉：宁波确实有一种传闻，说日伪军投降前，在某处秘密埋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金条。但传闻仅仅是传闻，既缺乏可靠的证据，又没有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很少有人相信那批金条真的存在。
这个传闻与邱伟达的日记相互印证，廖辉寻找汪伪宝藏的愿望更强烈了。如果能弄清那批金条的下落，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献礼。廖辉决定先独自追踪宝藏的线索，等有了明确结果再向上级部门汇报。而要揭开尘封的历史迷雾，必定要去宁波实地查访。
第二天一早，廖辉揣着日记本，开车前往宁波。
2。寻找报纸
抵达宁波，廖辉首先去了徐晓峰家，他把邱伟达的日记拿给徐晓峰看，俩人共同研究汪伪宝藏的下落。
以前徐晓峰不太相信藏宝之说，看完邱伟达的日记，他认为那批金条确实存在。但日记只说明金条曾运往宁波，随后的情况如何，要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怎样进一步寻找宝藏的线索呢？徐晓峰和廖辉同时想到了档案馆。宁波档案馆里有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在那儿应该能查到邱伟达等人到宁波后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或许可以窥见汪伪宝藏的蛛丝马迹。
徐晓峰在档案馆有熟人，他当即和廖辉一起赶往那儿。
来到档案馆，廖辉和徐晓峰查遍了相关资料，没发现杨叔丹和邱伟达在宁波的活动。资料员告诉他们：档案馆里保存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史料，像劳军这样的小事，不大可能留下记录，如果要获取这类信息，最好查阅《时事公报》。《时事公报》是汪伪时期宁波的一份地方性报纸，每周出一期，那上面应该有劳军的新闻报道。
刚才，廖辉和徐晓峰看到过十几张《时事公报》，但都是1945年3月以前的，没发现那以后的报纸，于是他对资料员说：“我们没找到1945年3月以后的《时事公报》，那些报纸在哪里呀？”
资料员说：“《时事公报》发行量很小，抗战胜利后就停刊了，我们档案馆只收集到一小部分，1945年3月以后出版的报纸，你们得自己想办法去找。”
去哪儿寻找所要的《时事公报》呢？连档案馆都征集不到，两个刚出大学的年轻人能有啥好办法？廖辉和徐晓峰急得直搓手。琢磨再三，廖辉又想到了网络。
当晚，宁波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上同时出现了一个求助帖，题为《跪求1945年3月4日以后的〈时事公报〉》。廖辉在帖子里声明，报纸看完后立刻奉还，并有重谢。
网络的力量确实强大，帖子发出后没多久，廖辉陆续收到了三张保存完好的《时事公报》。但很遗憾，这三张报纸的出版时间不对头，上面没有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接着一连半个月，再也没人提供《时事公报》，廖辉和徐晓峰都认为，这下肯定没戏了。就在两人濒于绝望时，一个叫唐优优的女大学生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有一张1945年3月10日出版的《时事公报》。
从时间上推算，这张报纸极有可能登载着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廖辉非常兴奋，请唐优优赶紧把《时事公报》寄过来。可唐优优说报纸只能看不能借，因为自己的曾祖母把它当成心肝宝贝。这话让廖辉和徐晓峰更来了兴趣，他们立刻开车赶往唐优优家。
唐优优家位于宁波郊区，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落。院落看上去又老又旧，但唐优优却是个充满朝气的靓妹。
相互作过自我介绍，唐优优把廖辉和徐晓峰领进了书房。书房的写字台上摊着一张发黄的《时事公报》，报纸的周边已经破损，但文字部分保存完好。廖辉看了看出版时间，正是1945年3月10日，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报纸，仔细读了起来。
翻到报纸的第二版时，廖辉激动得双手直颤——那儿赫然登着杨叔丹和邱伟达率队慰劳日伪军的报道！报道中说，国民政府慰问团于3月5日抵达宁波，带来了大量牛、羊肉和美酒，驻宁波日军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报道的末尾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并排站着五个身着军装的男子，左边两个是中国军官，右边三个是日本军官。根据照片下端的注释，那两个中国军官分别是杨叔丹和邱伟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