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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繁华的商业街处处唱起了圣诞歌曲，我和三个姐妹约聚在滨江道的天桥上，每个人手中鼓鼓囊囊的袋子里都装满了废旧衣物。这是我们在大学时许下的约定，每年平安夜，要给无家可归的流浪人送过冬的衣物。毕业三年了，我们依然坚守这个约定。
我把自己过时的adidas羽绒服送给了一个挂着鼻涕的少年。遇见他时，他正在垃圾桶前努力地够一只饮料瓶子。看到我给他衣服时，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好奇心驱使我们跟住他，看他这样如获至宝要跑去哪里。
少年把衣服和垃圾袋一起拖进了一只废弃的帐篷，里面传出外乡人的对话声。走近一看，里面住了很多流浪的人，这是他们的集中营。我们干脆把所有的衣服和被单都送进去，里面堆满了大家捡来的垃圾和剩饭，气味真是让人为难。
出来后，我们都不禁感叹，人的潜能真是无限，这样恶劣的条件，都能生存。走出不远，一个小孩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蜷缩在墙角，身上裹着一个麻袋一样的东西，头发脏得像一坨墩布，脸上沾满泥土几乎分不清男女。我们已经没有衣服可以给她了，不如介绍她去那个集中营。
“你妈妈呢？”我问她。
“死了。”尖细的童音好像从墙皮里穿出来一样，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爸爸呢？”“死了。”小女孩悲惨的境况和平静的表情突然让我们感到束手无策，我几乎是本能地准备去拉小女孩的胳膊。“她得了艾滋病。”跟着我们的少年说。这句话好像孙悟空的神圈一样弹回了我的手。
艾滋病，主要通过体液传播，一般的接触是不会有危险的。虽然这样的理论我们都清楚，但是面对一个巨大的艾滋病传染源，还是会望而生畏。
那天的平安夜，我们做了平生最愧对于心的一件事，我们将她留在了那个阴冷的角落，甚至连一件单薄的衣服都没能给她披上。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心里都非常不平静，即使不能拯救一个苦难的灵魂，我们也该做些什么让自己能够舒服一点。我们分头给艾滋病救助站、孤儿院和爱心机构打电话，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收留这个孤儿，但是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困难。最后，我们寄希望于一个朋友，看看他的表姐所在的医院能否申请免费救助。
在等消息的几天里，我们到天桥找过小女孩，她还在工地的破帐篷旁边，我们给她带去了一件同事募捐的儿童红色长款羽绒服和几袋曲奇饼干。我小心翼翼地把饼干送到女孩的手里，她几乎把鼻涕吃进了嘴里，脸上露出转瞬即逝的笑容。
一周后，表姐说院方正在考虑。又过了几周，表姐发来短信：“院长说，医院医疗机构目前不完善，没有能力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一旦出事将影响医院声誉，对院方经济造成损失。”
大家的情绪陷入低谷。
再去看她时，我们准备了很多曲奇饼干，但是在工地上找了一圈，也没有见到小女孩，只有那个捡垃圾的少年看到我们就迎了过来，他已经穿上了我的adidas羽绒服，脏兮兮的脸上挂着老朋友见面的笑容。
“得艾滋病的女孩子呢？”
“死了。”
“死了？！”我们同时发出惊呼。 “死在哪里了？”
少年指了指墙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此时空荡荡的，连一只破麻袋都没有剩下。我们没有再从少年嘴里问出什么，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死的，她的尸体怎么处理，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或许她从来都没有过名字。这个世界不知道她来过，她也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在我的心里，永远留下了一个孤独的小小的身影和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