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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美人与炕上的媳妇-成长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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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变现实,路对不怕远。
  
  理想是墙上挂的美人像,很漂亮;现实是炕上的媳妇,能够生儿子、过日子。如果不能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最后生出孩子来过好日子,爱情的理想就会随风飘逝。美人给你的是理想,若能将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就能生出孩子让血脉延续,即使这理想在我这代实现不了,那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一个正向激励过程。
  
  这种正向激励,在一个日本朋友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这日本朋友叫命尾晃利,我们刚开始办公司不久,他就到我们公司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做的是粉末技术工程,他们家族两代人就做这一件事,把筛子眼做到全世界最细。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基本上赚不到钱,但他不放弃。
  
  这个人特有意思,跟万通相处最久,但结果跟万通从来没做成过生意。最后我们才知道,他家上一代帮助过孙中山。有一次,王功权、易小迪和我与他见面,他居然说:“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影子。”他认为他看到了我们身上的理想和热情。这是因为:一方面,他自己很执著地坚持他的专业理想;另一方面,他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以这种心态来看待年轻人很有理想、很热情地做事。理想这东西得信,你不信同道都走了,你一旦信了至少同道在这儿。理想特别像中药,虽然药性慢,可它解决根本问题。
  
  信了理想,那我们将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会遇到哪些障碍呢?
  
  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制度摩擦。造成多数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死亡的原因,不是市场竞争,而是体制摩擦。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制摩擦方式,最近8年光房地产调控就出了40个文件,平均每年出台5个文件,每个文件管两三个月,体制摩擦很厉害。比如,发改委要求房子明码标价,抓出江西一个房地产公司示众,结果这个公司就死了。我觉得它至少不该死,这是体制性摩擦造成的伤害。
  
  银行需要由政策性银行改制到商业银行。现在我们跟国有银行的合同关系、博弈关系是不公平的,行政命令一来,说停贷它就停贷,说收贷它就收贷。它违约咱不敢起诉,但咱违约是要死的。很多民营企业在历次调控当中,都被“一刀切”的信贷政策和政策限制搞死了。造成民营企业死亡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体制摩擦。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这些民营企业扛不住时大不了把公司卖掉,或把股权质押让给别人,但老板不至于坐牢。现实却不是这样,很多老板成了这种体制摩擦的牺牲品,企业破产,自己则可能锒铛入狱。
  
  这种体制转型的过程,有点像从土路坐拖拉机奔到高速公路,在这个过程中一车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开车人一边修车、一边换车,还希望半道上能找一辆好车再倒腾,最后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这就叫转型。在这过程中司机也不知道方向,车上人嚷嚷狠了他就停下来;车上人跟他求求情、保证不再嚷嚷了,他就继续往前开,车要颠散了就停下来,修好了继续跑。但大量的车都颠散熄火了,只有少数车最终能够上高速公路。我们好歹已经到了高速公路路牙上,因为我们所有的治理结构、价值观轻松干净,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诉讼,也没有逾期贷款。
  
  所以,在由现实通向理想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避免死亡的方法,就是规避体制性摩擦,当体制转换、政策转换时,决不能生磕死扛。所以我才说,要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这不是唱高调,我说的都是保命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且还能坚持。我们从负数开始创业,到今天能把公司利润做正,20年后还在这儿坚持,就是因为没在体制摩擦中牺牲,至于赚多少钱那是第二位的。
  
  在处理大量复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按正确的价值观检点自己,以应对不确定性困难。很多年前,突然有个电话打来,说有个专案,要我去一趟。我一听这事挺严重,但转念一想,他们不直接到公司把我带走,还给我打个电话,估计事儿不会大到哪儿去。后来律师去了一下就没事了,原来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小股东扯到了案子里。他当时说想提前分红,因为他是外企的,我们就给了他美元,没想到他拿着这个钱躲到国外去了,专案组调查发现是我们给的钱。但这件事,我们是依法依规办的,所以能坦然面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价值观,比如他干不正当的事,我们也跟着他一块儿玩,那我们早就挂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头,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奇怪敏感的事,但每次我们到了河边掉头就走,没湿鞋就回到了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我碰到过一个政府里的人,他说我们掌握政策的水平比较高,我说不是掌握政策的水平高,我就是听党的话而已。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共产党的基本教育和组织纪律我很清楚,比如不能行贿,不能干坏事,不能从事非组织活动,这主要是党教育得好。2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靠着价值观把偶然性事件用一种必然的方式处理掉,因为坚守了原则而没有出问题。
  
  还有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们收购了一家公司,有位领导在这个公司里遭人攻击,有人就认定我们跟这个领导有不可告人的勾当。经查证,当然是没有。当初我们一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就跟那位领导直接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但不做交易,交朋友不在中纪委禁止的范围之内。当时别人都说我不能那么说,会把人家得罪了。可我觉得就应该说清楚,否则每天见面时都各揣心事,就成了心理负担,你早点跟他说清楚,彼此的预期都设定好,今后的工作就能更顺利地开展,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企业,以后清盘、重组、破产,再大的事也都捎不到我们。
  
  前些时候我们在泰达集团开董事会,泰达也换新领导了,正在做审计,其中一个审计重点就是它与民营企业的往来。我说很好,一定让你们看到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我们在海南时就下决心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虽然大家都不理解,说在那儿上班怎么可能有好人,但我们非要做好人,所以我们主动把董事会财务报告拿出来,靠这种办法规避掉别人的误解和猜忌。我们每年分红的时候,会要求控股公司上午开完股东会,下午就把支票送过去,分钱要快。分钱一慢,别人就可能会怀疑你的动机。跟国企合作,别人认为很难很复杂,但七八年来,我们始终与合作的国企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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