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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读懂生命，仅靠书本不行，还要靠我们的双脚。那一串串清晰的脚印描绘出我们经历的图案，气韵生动，意境深远，透视出生命的节奏与真谛。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是生命美丽的收获。
1988年，我是一名年輕的大学教师，意气风发，激情满怀。那年暑假，我被中国登山协会选中，担任英国雷利希夏邦马峰科考登山队的联络官。该队的任务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自然科学考察，并攀登希夏邦马峰。该峰海拔8000多米，位于我国西藏聂拉木县境内，是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之一，距珠穆朗玛峰约120公里。希夏邦马，藏语的含义是“气候严寒且多变”，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现代冰川最丰富的地区，冰川随处可见，冰雪裂缝纵横，雪山风景壮美奇特。加之山势险峻、天气变化无常，征服希夏邦马峰让人憧憬无限，又让人心怀几分敬畏。
大本营扎在海拔5400米处。大本营周边很荒凉，生命的痕迹已经很少，有雪水融化的小河，偶尔能看到迎着寒风的雪莲，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耸耳静听的小精灵和可爱的高原雪兔。黄昏的落日燃烧着天边，深夜里，时而狂风大作，时而繁星满天。常有寻味而来的狼群，那悲怆的嗥叫声，让夜晚充满惊悚。经过20天在大本营的适应和在周边的科考，我们开始向上攀登。到了1号营地，海拔5900米，在此继续停留5天。其间，队里安排了5名队员向上探路，之后队里收到返回的报告：前方海拔6300米处可做2号营地。我们继续向上攀登，在能避风且相对平坦处扎营。根据队里的安排，大家在此处继续休整适应3天，白天到周边考察。到2号营地后的第二个傍晚，队里召开紧急会议，气象学家亨特告诉大家，“今晚至明天将有暴雪，气温会降到零下40摄氏度”，要求大家做好防寒防冻抗暴风雪的准备。我怀着盼雪的兴奋劲儿吹着口哨进了自己的帐篷，打开睡袋，躺着想象第二天清晨会出现的迷人雪景，模糊地进入梦乡。
我被急促的求救声惊醒，打开手电筒，我看到时间是清晨5点35分。我立即穿上羽绒服，戴上防冻手套，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帐篷门打开，用登山镐把帐篷外的雪扒开。外面寒气逼人，我走出帐篷时，天色还朦朦胧胧，大雪纷飞，狂风呼呼作响，我感觉睁眼都困难。戴上登山墨镜，我发现周边的雪已经与我们的帐篷齐高。往求救声的方向望去，才知是英国记者的帐篷被雪压塌了，3名登山队员正帮着清理积雪，并重新搭起帐篷。环顾营地的帐篷，大部分只剩黄色的帐篷顶在外了。我赶紧清理我们帐篷上的雪，以防帐篷被压塌。一会儿，我的手已不听使唤，我感觉胡子上结了冰，胸闷头晕，有明显的缺氧症状。我爬进帐篷，打开氧气瓶开始吸氧。此时，下雪带来的兴奋感已荡然无存。吸氧时我想，高原的狂风暴雪真是凶猛无比，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不敢相信狂风能把石头吹走，暴雪能把帐篷压塌。如果这种极端天气持续，别说登顶，我们将马上陷入困境。在那个当口，我作为联络官，不得不思考怎么去说服大家逃生，或想办法让外面的人来营救我们。
第三天，太阳终于出来了，队里安排我带6名优秀的队员突击下山，找当地政府营救被困者。经过3天的爬冰卧雪，我们终于回到了聂拉木县城，找到县上负责营救的武装部。武装部部长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昨天报道，这场雪是喜马拉雅山地区60年未遇的大雪，气温低至零下50多摄氏度，你们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啊！”他给我们安排20名当地藏族群众（基干民兵）施救，并叮嘱我，上山救援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又开始艰难地向着皑皑雪山爬行，我也不清楚我们还能否活着返回。上山的途中，我一度思考过“遗书”的事。藏族同胞一路上对我关心备至——累了，他们搀扶着我慢慢前行；饿了，他们把自己的糌粑给我充饥……5天后，当我们到达营地时，30多名英国人都竖起了大拇指，并一一与我们紧紧相拥。
我们刚刚撤离2号营地，身后的山上就发出连续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我感到脚下的土地在颤动，似乎是整个山体在崩塌。原来，这是特大暴雪后天气放晴引发的雪崩。雪崩离我们只有六七公里远，山上的雪像翻起的白浪一般涌下山来，我们的许多登山设备和摄影器材被埋，所幸人员全部脱险。
回到聂拉木宾馆，我的双腿好像灌了铅似的完全僵硬，手脚已被冻伤，脸被紫外线灼伤，加之被似刀的寒风雕刻过，看着镜子里完全变了样的自己，我已无法认清和识别。眺望窗外，静默无垠的白雪和极度寒冷的空气，使整个县城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令人透不过气来。倒是在县城东边的广场上，停放的“黑鹰”直升机的螺旋桨还在转动。那时我想：生命，只有在不畏艰险时才充满张力，只有在战胜自我时才充满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