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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住家二十余年，平日觉得什么都好，一到过旧历年，总觉得还是在乡下好。城里的年，只能说是个节日，农村的年才是真正的年。在城市里，过了年，第二天和前一天没有多大的不同，在农村可不是这样，过年的这一天跟前一天就是不一样，天是新天，人也是一个新人。这当然是因为那时还小，不过，我相信，就是我这么大年纪回到村里过年，我还是能找回原来的感觉，嗅到年的味，感到年的疼。
那时也就十一二岁吧，天还没全亮，便嗅到了院里的柏枝火的味儿。是爷爷点着的，除夕下午已堆在院子当间了，柏树油性大，柏枝连着柏叶，一点便着，着起来噼噼啪啪响。柏枝火的味儿，有点近似檀香，比檀香还要浓郁，闻着有种高贵祥和的感觉。院里的柏枝火一响，母亲便催着我和哥哥快起来。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坐起，一堆新衣服已摆在枕头边上，除了裤袄，还有袜子、帽子和鞋。讲究的就是全套新。事实上，不全套新也不行了，棉袄的前襟，棉裤的前裆，早就和铁甲一样，帽檐儿软得像纸片，鞋子透了底，袜子早就破得露出了脚趾，硬是一天一天地挨着，等过年时再换。
“快穿呀！”母亲催促着。这命令是不可违抗的，于是哥俩便在弥漫到屋里柏枝火的气味中披挂起来。棉袄棉裤都是中式的，中式的棉袄没什么，棉裤可就不是那么好穿了。大裆裤，掩腰的，不管你怎么用力抚，使劲压，前裆那儿总是隆起一个大大的包。过去电影上常演地主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挺着肚子装大人物，我以为多少有点冤枉，不知那时的裤子就是那样，再穷的孩子只要穿上那种裤子，也会挺起小肚子像个坏种似的。穿上裤袄，再穿袜子。可不是什么洋线袜子、尼龙袜子，是棉布缝制的夹袜子，像现在京剧舞台上武生穿的那种软靴，当然不会那么花哨。接下来是穿鞋。
穿鞋的时候，母亲一定要守在旁边。一来是察看大小是否合适，二来是这样的鞋子，没有母亲帮忙，我们是穿不上的。穿着夹袜子的脚，刚能塞进鞋帮子里，再往前拱一点都要费老大的劲。“这么小，这么小！”不管我们怎样嘟囔，母亲提着鞋溜子站在一旁绝不反驳，只是一个劲地说：“使劲呀，使劲呀！”实在拱不动了，母亲将鞋溜子插进鞋后跟，用力一提便穿上了。“走走，让我看看！”我们便在地上走几步。这几步可不是好走的，脚趾夹得生疼，似乎脚背也弓了起来。未了母亲说：“正合适！”嘴上不说什么，我心里直嚷：“这能叫合适吗！”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了这确实叫正合适。你想嘛，鞋底是棉布垫起来纳的，鞋帮是棉布做的，又是用棉线绱到鞋底上的，这么多软和的东西，要做成日后活蹦乱跳也能合脚的鞋，该多不容易。要是当下合合适适地穿上，将来准是个“菜包子”，没有几天就穿不成了。母亲去年病故了，一年来，每当想起她老人家，总是想到母亲年轻时纳鞋底、绱鞋帮时的情景。我们弟兄六个，小时候的鞋子都是母亲纳的。男孩子费鞋，而鞋子不像衣服。哥哥穿下来的弟弟可以穿，一双就是一双，半点也将就不得。纳鞋底还没什么，绱鞋帮真是费劲，针得从鞋帮里伸进去，再捅出来，刚露出个尖儿，母亲就用牙咬住用力一拔，常常累得满头是汗。再怎么累，从不为了眼下的合适而放松手劲。
穿戴整齐，兄弟俩便来到庭院里，去了村巷里。鞋太紧，走路一瘸一拐的，再紧再疼，玩得兴致一点也不受影响，到下午就好些了，早上的埋怨忘得一干二净。
庄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国家应当像煎小鱼那样的精心，一直被认为是治国的高论。我猜想，此公定然是个精通厨艺的人，要不说不出这么奇绝的比喻，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她若有文化，说上句“教子如绱鞋”，该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青树林文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