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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由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家或戏剧家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
对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使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孫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不是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在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全靠罗贯中的妙笔生花。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现在决定投降汉朝了？
另外两件事情同样也大有问题：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彼时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人物，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快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又十分可疑。
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便只好对关羽不义，将关羽要走的意思如实汇报。关羽要对曹操行义，也只好对刘备不忠。要知道，他杀袁绍的大将颜良时，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颜良，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回到刘备身边，关羽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为什么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都是忠义，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则走了麦城：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侠客梦的关羽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