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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人借取防疫智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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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通常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了天对人类和众生的惩罚。其防控措施由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演变到对公共卫生防治的重视。
  
  史料记载,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另载,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诸多典籍表明,防控疫情的最好办法,就是隔离。对染疫者的隔离控制观察,从秦代就已开始,以后历代都有所改进和发展。
  
  《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而西晋(约公元3世纪)以前的宫廷里已明文规定:如果朝廷官员家中有三人同样染上疫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官员无病,但一百日不准入官。可是,这种隔离方法推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却被当时有人讥讽为“不仁”,不响应,致使疫情不断蔓延。但绝大多数采取隔离的人,却安然无恙了。到了隋代(公元5~6世纪)已设置了“疠人坊”。在这个基础上,以后历代对传染病隔离制度不断做了修正补充。如清朝曾设“查痘章京”一官职,他的职责是到各地去检查有无天花病人,一经发现,即强行将病人迁往很远的地方居住。以后又制定了海港检疫制度。渐渐地,传染病的隔离场所越来越完备。
  
  当然,聪明的古人,在隔离的过程中,并非消极对抗疫情,而是采取熏蒸办法。
  
  由于古代人没有口罩,就靠熏蒸和香囊保护自己的眼耳鼻口及皮肤,以免受到疫菌感染。其方法很简单,宅在家里,采取中药熏蒸,人人佩戴中药香囊,以传统防疫的古方和茶饮,达到解热消毒的效果。
  
  苏轼曾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是:“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古往今来,疫情的传播和蔓延,与大量的人口流动有关。《宋史·五行志》记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正是人口的大量流动,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对此,古人提倡,顺应节气。先秦典籍《礼记·月令》讲: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因而,先民们非常重视顺应节气,一旦违背自然的法则,就会遭报应。
  
  智慧的祖先,针对频发的疫情,彻底摆脱了封建意识,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有关,从而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件,并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举被视为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上升为朝廷大计。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施措,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
  
  从古人的防疫举措中,更能汲取智慧:那就是要顺应天道,如果不珍惜宇宙生灵,祸害就会悄然降临。特别是,当祖先极力倡导的“道法自然”扛不住人类的贪婪和口腹之欲,忘记自然法则时,那个承载恶魔的“潘多拉盒子”就会自动打开,恶魔会跳出来,疯狂追杀众生……
  
  但是,汲取智慧的人们,会引以为戒,痛定思痛,逃离疫病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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