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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我陪父亲回哈尔滨探亲，我们落脚在父亲的表姨家里。
姨奶奶带我出门。街上到处是身材高大的男女，异域的脸孔，却是标准的普通话。老太太看出我的疑惑：“那是很早迁徙并定居此处的俄罗斯后裔。”在餐厅，窗外忽然下起鹅毛大雪，我打量着从窗外走过的俄族男人。老太太望着雪里走过的人们呢喃：他们很英俊是不是？那时的叶夫根尼比他们还英俊。叶夫根尼，是姨奶奶40多年前爱过的一个苏联人。
1953年发生多少大事，她不想回忆，也不想复述大多数人都记得的历史。她说：“用那个年代的说法，我政治觉悟不高。”
那时哈尔滨比现在寒冷，第一次见到叶夫根尼也是大雪天。她穿蓝灰色厚棉袄，大街上有人拦住她，用蹩脚的普通话问：“同志，中央大街怎么走？”是一个年轻的老毛子。哈尔滨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对苏联人一并沿用这个叫法。那阵子哈尔滨街上忽然多了很多苏联来的老毛子，据说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她指了一个方向，用俄语告诉他怎么走，那人离去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几天后，她从来厂部车间的几位苏联专家里辨认出那双沉静深邃的眼睛。他经过时，朝她点头微笑。
那个年代流行联欢舞会，厂里举行好几场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一个晚上，她坐在灯光久久才照过来的角落里。流动的舞曲和闪烁的光影中，有人在她身边坐下：“不去跳舞吗？”蹩脚浓重的外国口音让她耳根发热。他微笑着伸手：“我是叶夫根尼。”她脸一热，与他握手。
他凝视着她，指指自己嘴唇旁边说：“你这儿有个标志，很让人难忘。”是说她嘴唇旁边那颗痣，那时的中国，男人随便夸女人的相貌，简直是一种冒犯。
“能请你跳支舞吗？”他转头看舞池中的人群，再回头邀舞时，身旁的座位空了。
第三天，叶夫根尼在厂部大院的门口截住她，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我想了两天，虽然不明白怎么了，但还是向你道歉，那天好像说了令你不高兴的话。”她看见叶夫根尼漂亮的瞳孔里弥漫着疑惑。
她走，只因有种奇怪的直觉告诉她，跟他跳舞很危险。
哈尔滨的冬季十分漫长。松花江旁的斯大林公园落成后，江边比从前更热闹。那天她独自沿着中央大街往前走，经过索菲亚教堂时，有人喊她的名字。
叶夫根尼推着自行车远远走过来，问，你也来看教堂吗？她忽然笑，叶夫根尼跟她所有的对话都从问句开始。叶夫根尼呆呆地看着她，说，这是你第一次对我微笑，你是不是讨厌我？她摇头说不。“有时，不笑不代表讨厌，笑也不代表喜欢。”
“你是个很难懂的中国人。”他拍拍身边的自行车，“今天一起去看教堂吧？”
她从那天开始跟着他看遍哈尔滨的教堂。哈尔滨有十几座教堂，有些是随着沙俄时代的入侵为安抚思乡的士兵而建造的。叶夫根尼谈起这些时回头朝她欠身：“有罪的是人，但建筑是无罪的。”
在布拉格维音斯卡娅教堂里，他望着身边的她说：“你信不信冥冥中神已经安排好一切？”他的脸俯向她，眼神仿佛一团火，她觉得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慌乱中本子落在地上。她别过脸弯腰捡起本子，轻轻说了一句：“我是无神论者。”
她一直和叶夫根尼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6年过去了，和叶夫根尼一起来的援华专家已经换了三批，叶夫根尼一直没离开过。他一年比一年更频繁地去教堂。有一天她忍不住问：“那么想念，为什么不回去？”
他静静地看她，隔了一会儿，有些愤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吗？”她不说话。回去的路上，他照旧把围巾解下来垫在车后座给她坐，但是一言不发。他们罕见地沉默了一路。
她在楼口跟他告别，他仍然一言不发。她从未见过他生气的样子，转身准备上楼，身后传来自行车倒地的声音。他从背后抱住她，声音沉着而痛楚：“我还要等多久？”她的眼泪终于决堤。这个拥抱花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
“你早晚要回莫斯科，而我不能跟你走。”“为什么？”他的双臂收得更紧。“因为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需要我。”“那么我们带上母亲一起走。”“不可能。母亲留在这里是因为父亲去世前留下遗嘱要葬在哈尔滨，母亲说她要陪着父亲一直到百年后和他葬在一起。”
叶夫根尼没有再说话，松开手，扶起自行车慢慢地走了。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宣布撤回全部专家。
那个下午阳光普照，叶夫根尼站在楼口，他在微笑，看起来却好像要哭了。他说：“我终于要走了。”他没有哭，但她轻易就被那句话刺下眼泪。她不顾一切抱住他，她发现自己一直在自私地暗暗期待他可以留下。他用7年的乡愁来陪伴她，她却期待他永远留下，根本没预想过他有离开的一天。她终于发现，自己原来如此深爱这个男人。
他们紧紧相拥。叶夫根尼热烈地在她耳边说：我们结婚吧，我不走了。
街道办事处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问使馆的意思。使馆拒绝了他们的结婚请求。叶夫根尼的上司谢尔盖说，早一年这事情还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他摇摇头。所有的苏联专家都必须离开中国，不得与中国有任何联系。
叶夫根尼在车站与她吻别，说我会回来的，等着我。
她一直悄悄地接到叶夫根尼通过各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渠道发来的信。信上说，等我，我在想办法，哪怕偷渡也会回到你身边。
叶夫根尼走后的第六年，曾作为哈尔滨城市象征的圣·尼古拉教堂在学生运动中被拆倒。她默默地在教堂遗址上捡起一块碎石带回家。当第二座教堂被拆毁时，她在半夜惊醒。如果他看到一座座他热爱的教堂在眼前轰然倒地，恐怕心都要碎了。那样对待建筑的人们，当然也能那样对待他们认为的敌人。她想到叶夫根尼信上的“回来”两个字，不禁心惊肉跳。
她简短地回了叶夫根尼一封信说：“时间和距离消耗了太多的爱,叶夫根尼,我要嫁人了,不要再想着回中国的事情,再见。”短短几句俄文字母,她写了不下10遍,手里的笔一直在抖,仿佛已经看见他挽着别的女子,她心如刀割,哭了整整一夜。
以后,她再没收到过任何来自莫斯科的信。渐渐地,政治的重压截断了所有与叶夫根尼相关的消息渠道。文革期间,她被划为苏修特务,他们让她写悔过书,她看着眼前的纸说没什么好悔的。他们便扇她耳光,骂她卖国,不要脸。她只是笑,随后被泼了一身的粪。
1989年,她从电视上看见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坐到一起时,欣喜涌上心头。她开始着手联系过去给叶夫根尼捎信的俄人。她只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有一天,他们带来一封署名谢尔盖的来信。信里写道：“身为叶夫根尼过去的上司和挚友,很遗憾也很悲痛地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叶夫根尼于1968年死于斯科沃罗季诺……”
她没有看后面写了些什么,她的牙齿咯咯抖个不停。她在牛棚关着的那些冬天都从未那么冷过。那是她生命里最冷最绝望的一天。她去了漠河,在火车上她一直拿着一张很久以前叶夫根尼留给她的俄罗斯地图。红笔圈画的地方是叶夫根尼的故乡莫斯科。她想象着接到她要结婚信件的叶夫根尼,是怎样焦急和悲伤地从莫斯科换车到叶卡捷琳堡,再冒着严寒穿过西伯利亚,沿黑龙江顺流而下,最后,他停留在斯科沃罗季诺时已经是春天,江河刚刚融化,望着隔了一条河的中国边境漠河,他试图游过黑龙江来到漠河。然而没躲过哨兵,他被追赶到江边,情急中跳进江水,被初春冰冷的激流吞没。在江边,她烧化了那张地图,对江水说,我终于等到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