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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邀请你们开始一场探索：关于智慧与蒙昧、混乱与理性。
1685年2月2日早晨，英王查理二世在剃须时突然抽搐。紧接着，由当时牛津大学教授领衔的13名宫廷医生团队对他进行抢救：给国王喝由芦荟、白桂皮、紫罗兰、甜菜根、甘菊花、茴香籽、亚麻籽、豆蔻籽、岩盐、锦葵叶、藏红花和锑制成的灌肠剂，以及由大麦汤、甘草、甜杏仁调配的镇静药物。医生还让国王服用了甘露、铃兰、芍药、珍珠粉等等，并在腿上贴了白条脂和鸽子粪制成的膏药……
经过彻夜治疗后，查理二世还是不幸去世。
不用惊讶于国王的遭遇，翻翻医疗史，绝大多数的年月里，人类都是在这样稀里糊涂的境况中试图战胜不知从何而来的“病魔”的。
两周前，我在读书时，被中世纪欧洲一位女性医师的故事吸引住了。与同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她为病人诊疗的方式是建立在希腊宇宙哲学四元素说的基础上，也就是以分析病人的热、冷、干、湿等情况，以平衡他们身体里的火、气、水、土。而她开出的药方，则是——草药！
玫瑰花瓣可以明目，大麻可以治疗头痛，肉豆蔻可以提神……这位被称为“宾根的希尔德加德”的女医师，将“上帝赐予的植物”一一记录到她所撰写的医书中。
就像西方版“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只是结果略有不同：希尔德加德最终凭借这本书奠定了北欧植物学研究的基础。
把书读下去才发觉，草药在近代以前的欧洲，是很常见的治病药物之一。
中世纪时，修道院或者贵族家里那种最考究的庭院中，一定会有一片药圃，里面种上当归、夏枯草、天仙子、洋地黄和曼德拉草等植物。古欧洲人相信，大蒜可以治疗感冒发烧，乌头能够止痛，人参则是兴奋剂和滋补品。
“有些是真的有疗效，有些实际上有危害，还有一些则令人感到恶心。”一位西方的现代医学作家这样评价旧时所用的草药。
16世纪，一位意大利医生在诗歌中描述了他对一名梅毒患者的治疗：医生将水银、黑喷嚏草和硫黄混合起来，覆盖患者全身，然后用羊毛毯裹起他的身体，直到他排出的汗液冲刷走身上的“疾病”。
你看，在20世纪中期发现汞的毒性之前，水银不仅是中医里的一味药，也是中西方医生共同的选择。
同样在16世纪，欧洲名医帕拉塞尔苏斯提出一种为士兵治疗创口的新方法：把创伤药涂在他们使用的武器上。结果，病患们恢复得出乎意料的好。
秘诀就在于当时流行的创伤治疗法：首先给伤口淋上用于“消毒”的沸油，然后再敷上猪粪之类的“止血药”。用现代的眼光回望，我们可以猜到，士兵们敷上这种创伤药后一定饱受细菌感染之苦。把药涂在武器上，避过士兵的伤口，这种“不作为”反倒成了更好的治疗方式。
直到大约150年前，整个地球上还没有一位医生知道“疾病”究竟从何而来。它是上帝降下的惩罚，还是巫师在暗处的诅咒？是体液的不平衡，还是星辰运行引发的灾难？
专业人士做出种种的猜想，就是没有人了解病菌。19世纪的欧洲医生为自己沾满鲜血的围裙而感到自豪。他们上午验尸，下午为病人做检查，极少洗手，更不会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大约一半经历手术的患者会因败血症死亡，却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的，在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的岁月里，我们都是在这样稀里糊涂的境况中试图战胜“病魔”：一次次地尝试草药，改善秘方，或者冒出新的主意；一次次地在不同的患者身上试验，不幸者阖然长逝，幸运者也未必知道究竟是哪一点拯救了自己。
也许真正让人惊讶的地方，是这种长期的迷茫懵懂，竟在数百年里转变为如今的模样。
我不得不感到惊奇。荷兰布料商人列文虎克本想用显微镜观察布料，但他的透镜打磨技术不期然将物品放大了200倍，于是他见到了另一个小到看不见的生物活跃的世界。其他医学家因此能顺着“微生物”这根藤，摸到了疾病的起因。
1536年的某次大战后，因为用于伤口消毒的沸油用光了，法国一位随军医生把蛋黄、玫瑰油和松脂制成的药膏敷在部分士兵的伤口上。第二天，他深感诧异地发现，使用沸油的患者高烧不退，而使用药膏的士兵们疼痛感已经大为减轻。今天，推向市场的西药都会经历类似的临床对照试验：一组人用药，另一组人不用，然后通过对比看药物的实际疗效。
而若要摒弃以往医学的严重错误，完全抛弃数千年来权威的诊断思路，更需要十足的勇气，既得不畏强权，同时也要面对同行强烈的不欢迎。可是，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解剖死者的尸体，多少医生被送进监狱。那些直面真实的声音依旧穿越火焰，留存下来。
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到底是从哪一天、哪一步开始，在长期灰暗的蒙昧后，竟逐渐走向了清晰与理性。
因此，我想邀请诸位开始这场探索，看看人类的智慧如何穿越蒙昧、混乱，又如何与理性斗争不休。或许可以说，每一种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治疗方法背后，都有许多故事，都灌注了不止一代人的智慧与勇气。
在千回百转之后，古老的医药渐成浮云。我们走上前去，望望来时的方向，也许前人的努力，依旧在史册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