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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老年精神病区”嘈杂的走廊，11病区5号床是那位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病人最后的立锥之地。这所62年前专为朝战病人而建的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最初收治的417名老兵，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位弥留的病人。在老年精神病院低矮的小楼对面，新建的门诊大楼气派堂皇，早已迫不及待地改换成了“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门庭。
“朝战病人，你是说5号床小蒋？她已经不能下床，两三天没有讲话了。能不能听懂别人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护士把来人引到3号病房，5号床靠墙，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口鼻插满了导管，瞪视着天花板仰躺在病床上。
她就是护士口中的“小蒋”。床头的登记卡上，赫然写着“蒋振娟，83岁”。插满的导管维持着这个老妇人的生命体征：插入鼻腔的绿色导管是一天24小时的输氧管，从颈部切入的乳白色导管一天四次供给流质，从被子下掖着的黄色导管里，排出暗浊的尿液。像是为了充分直观地显示她的病征，护工揭开“小蒋”的被子，这具衰微的身体就横架在搪瓷尿盆之上。
对于她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年轻的护士只是略有耳闻。病床旁的人们谈论着那场60年前的战争时，病榻上插满导管的身体突然挣扎起来，艰难地翕动嘴唇，却只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整整三年了，从没听她说过什么。”护工惊魂未定，怔怔地盯着一行浊泪，濡湿了病人的眼睛。正对床头的电视机里，此时正放映着纪念朝战停战六十周年的军旅片。
“衰退期”
“小蒋，小蒋”的称呼，已经在这个病房里叫了60年。“小蒋”从不惹麻烦，只有在领导视察时，问起她多大了，无论旁人怎么劝诱，“小蒋”总是执拗地回答“十七岁”。
对这名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的过去，年轻的护士们并不能从病例上了解更多，只知道她几年前就已停用了抗抑郁类药物，而现在每天换药只是补充营养剂。
两年前，“小蒋”在医院里还有个伴，那是另一位上过朝鲜战场的老病人胡久昌。这个年长蒋振娟三岁的老头，在医护人员的印象里，留下了一个颇为滑稽的背影：总是在走廊来回捡烟屁股，见人就拔烟敬烟。一听到革命老歌就来劲，还要指挥大家合唱。
早期的病例档案，记录着“小蒋”属“沉默型”病例，而胡久昌是个“狂躁症”患者。这批稀见的档案材料，三年前被一位记者发现时是残败的模样，如今则干脆被院方封存，“小蒋”们的过去，也在一拨一拨更迭频繁的医务人员记忆中越发模糊。
很少有人知道，“小蒋”咬住不放的17岁，正是她一脚退出朝鲜战场、一脚踏进精神病院那年。16岁就被征召入伍的蒋振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担任野战医院卫生员，不想入朝仅一年半，目睹了太多血腥的她，就出现了胡言乱语、乱解小便的症状，继而落下了病根，常常连续数日不眠不休，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在当年入朝300万志愿军中，像“小蒋”这样最后被确证为精神病、并接受医治的只有不到1000人。大多病例在前线有限医护条件下，只能得到应急性的治疗。当时开赴前线的惟一一支精神病治疗队南京志愿医疗团第5批第5队，由不到10名医生组成，他们中有人挂着留美博士头衔，但缺乏战地临床经验。
在战场的另一边，美军已经在军中配备了上百名专职的精神护理师。在二战当中，惨烈的太平洋战争在美国人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曾经一度出现因为精神疾病退出战场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动员参战的人数。这一数据在朝鲜战争中大幅降低，从23%降到6%。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理论提出后，美军及早采取了事前和事中干预。心理学家Roy的研究表明，战场预防的疗效要远远好于事后治疗。而这套关于战争创伤的理论全面引入国内，还得是30年以后的事。
1952年，从长春第18陆军医院精神病科退下的“小蒋”，终于没能恢复到跨出国境前那副无忧无虑的样貌。编制于上千名志愿军精神病员中，在此后的三五年里，被分批送往地方疗养院。“湖州三院”之外，位于山东济宁的戴庄精神病院、张家口的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均属专门兴建的精神病院。
60年过去，戴庄收治的朝战病人已无在世者；河北张家口、湖南常德等地的最后一名朝战精神病人，也相继离世。当年湖州三院的417名病人，如今只落下“小蒋”一个。
他们一脚离开战场之时，似乎就注定终老在这里。“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蒋振娟经我们调查是江苏泰安人，去年走掉的胡久昌是哪里人，就没人知道了。”这些年里，只有一名病人在几年前被家属认领，但连他的确切名字，医护人员也记不清了。
当年专门收治朝战精神病人的院子，如今已盖起了新病房。而在“老年精神病区”里，混杂在100多号被家属送进来的病患之中，“小蒋”的存在执拗又不起眼。陪伴她近10年的护理工阿姨说，“从来没哪个亲戚来看过她。”只有每到“双拥”时节，出现在合影中的“小蒋”，会换上一套特意为她准备的“迷彩服”，以标志她和这所医院曾经的特殊之处。
平日里，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护工阿姨，都公认“小蒋”是最不麻烦的一个，用医务术语来说，“她已经进入了精神病的‘衰退期’，闹不动也哭不动了”。旁人几乎已经习惯了她整日长时间对着天花板的瞪视，难以从中捕捉到一丝情绪的波动。
“肠梗阻”
一天四次为注射流质换针头，成了“小蒋”对外界的反应最强烈的时刻。护工阿姨掰开她的手指，好让护士下针。这只枯槁的手挣扎着，抬起一根手指就压下另一根。密集的针孔，在她的无名指、食指指端留下了一片异常的绯红。“以前还要打胰岛素，十个指头每天轮着打，一看到针头她就缩手。”阿姨说。
晚年患有糖尿病的蒋振娟，曾长时间采用胰岛素治疗。而胰岛素注射，也曾是这批病人在朝鲜战场上所经历得最频繁的治疗手段（另一种是电击治疗）。如今随着身体的衰弱，她的精神病症被宣布为进入“衰退期”，而两年前还因糖尿病浮肿的身子，随着胰岛素的停用，病症好像也随着时间退去。
病房里的护士们回忆，在“小蒋”之前过世的几位朝战精神病人，都曾有过程度不一的肠梗阻症状。“胡久昌死的时候，已经三个多月没有进食了，连吊针挂流质也挂不进。”而肠梗阻，属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常见副作用之一。
从2004年开始成为蒋振娟等朝战病人主治医师的陈南（化名），对这种说法未置可否，她只是强调“肠梗阻不是直接的致死病因，而是病人肌体衰老所引发的伴生症状”。至于他们的战争创伤，因为病人在晚期多已转入“精神病的衰退期，和普通的老年精神病患者并无二致”。
十多年前，“小蒋”和她的病友们还未被转入“老年精神病区”，湖州三院曾把他们围在一个院子里，进行群体治疗。据老护士长回忆，当年在药物治疗外，特别试行过一套“工娱疗法”，就是工作加娱乐，在病人病情稳定时，组织他们编筐子、篓子，做草纸，还能种地、烧蜂窝煤，“这些东西主要也靠我们自己摸索，好像也没有听说什么医学上的特别说法。”
“战后创伤症”这一课题，尽管在西方一战之后就开始得到重视与研究，但在国内，要迟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零星的病理研究。美国精神病协会（APA）统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群总体患病率为1%—14%，从二战到越战，美军因“战争精神创伤”问题退役的军人超过50万人，这一群体也成了社会福利倾斜的主要对象之一。作为少数集中收治临床病例的医院之一，湖州三院在建院62年之际，院方仍选择回避谈论这群特殊的病人。
在新建的门诊大楼的阴影里，“老年精神病区”5号病床上那具细瘦的身躯，仍承受着那段难以言说的过去。护工阿姨记得，近3年里有一次她请假3天，回到“小蒋”床边的时候，病房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撂开床单才发现，一摊便溺的污渍，已经发黄变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