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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气质?”
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气质,我找了盒磁带,听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叫气质。
当时《读者》上有个台湾的“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
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是春雨的滋润,夏风的迤逦,秋日的甜美,冬云的飘逸”。
我盯着这几个排比句琢磨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任意武断的概念。”
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他说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师给学生上第一课,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了?”
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
整个一晚上,他都雄踞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上英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
我想起刘瑜前不久一篇文章,意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或者“张春桥说”,非要说“施密特说”。
她写道,“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谁,好些人还怎么用他装神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