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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是一个人的血缘背景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当社会普遍根据姓氏判断血统出身时，姓氏就成了家庭血统、出身背景等信息的载体，各社会阶层之间也最终因此难以流动。
人类最初是没有姓氏的，因此也没有将人分门别类的明显符号，社会阶层不容易一目了然，而中国属于最早推出姓氏的国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贵族除了有姓，还往往以国、官位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没有姓，也没有氏。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姓、氏的差异渐渐模糊。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唐宋后中国姓氏学逐步定型。
英国原来也只有名，13～14世纪才出现姓氏，一开始也是只有贵族才有，后来逐步扩散至一般平民。
中国人命名的规则是姓氏不区分个体而以名区分彼此，西方社会则反之。在中国，王姓、陈姓等不含有太多信息，但名可以区分不同人；而在英国、美国，名为Peter、David、Ed-ward的人太多，而姓氏则往往更加独特。在中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只有4000多个，而美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则多达20余万。因此，相对而言，姓氏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包含的血缘与出身背景信息比在中国更多，更能阻碍社会阶层的流动。
以往关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研究只停留在父子代际传承的层面，而不是基于整个家族是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如果是以姓氏作为代际研究的基础，则可以把这种情况包括进来。
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代际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据英国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档案中记录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即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连两代英国家族的平均收入计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英国人代际相关性高达75%，说明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过去7个世纪分成不同时间段，英国社会财富阶层的连贯性基本没有变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在一代后继续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两代后仍然富有。对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国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会流动性也都远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关性。各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比我们原来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把1200～2023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历年学生名册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见姓氏的学生占比相对于这些罕见贵族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比重及变化。结果发现，罕见姓氏占牛津、剑桥大学学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这些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比例的8倍，到现在，这些姓氏的牛津、剑桥大学学生占比还是他们在整个英国人口占比的两倍。自13世纪以来，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进牛津、剑桥等贵族大学，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贵族大学的就学机会，那么，在英国，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把姓氏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如果某姓氏在1645～1905年考上举人的人数占本县总举人人数之比高于本姓氏占本县总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么该姓氏就为本地区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确定之后，再计算每10年里这些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相对于他们占样本范围总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于后者多少倍。结果发现，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是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还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国时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由此可见，宗族姓氏一旦进入精英阶层，社会阶层可以跨越朝代、跨越体制地固化下去。
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