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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以私人名义奖励了她800港币奖学金,张爱玲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母亲黄素琼看。黄素琼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黄素琼在牌桌上输掉了。
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或许是她这一生最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这世上最值钱的钱”,乃至一张“生存许可证”。黄素琼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可能是黄素琼觉得张爱玲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佛朗士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打压她一下,给她泼点冷水。可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打压教育,给张爱玲留下了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黄素琼也崇拜有加。黄素琼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黄素琼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牛肉色的旧棉袍时,母亲的世界,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火柴时那瞬间出现的光亮,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16岁那年,黄素琼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母亲那儿几次,这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关了禁闭,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黄素琼家。
黄素琼对她不算差,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她补习数学,还亲自教她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她如果没有幽默天赋,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想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但很不幸,张爱玲不是这块料。她没有那种活泼曼妙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嘴巴就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这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脸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张爱玲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患了伤寒病的张爱玲,还说张爱玲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黄素琼发泄完情绪,该干吗干吗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奋发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东亚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800港币事件”。这是张爱玲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在黄素琼看来也许只是一桩不动声色的成功干预——她四两拨千斤,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幼苗。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告诉姑姑,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母亲。还给母亲,母亲就不是自己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自己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自己生活在她质疑的目光里了。黄素琼一直都不知道,她撼动的,是张爱玲的整个世界。
张爱玲认为最完美的做法是将钞票放在一束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黄素琼。但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成为一个作家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黄素琼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不比当初她把那800港币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她明白,这两根小金条上,聚集着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以佣人的口气,引用这句俗语。
之后,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写信给张爱玲:“我现在只想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自己的好友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也寄了去,希望她看后能得到一星星安慰。”
一个月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
就在黄素琼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怀孕,随后流产。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黄素琼报仇”。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人世间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这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母亲,最后只能是流淌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