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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还过着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报刊的日子。这中间，最彻底的是不上网，我的手压根儿没有碰过电脑，也没见过网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博客，这是九久读书人俱乐部的一位女孩子在工作之余顺便管一下子的。我与她几乎没有联系过，偶尔我的助理金克林会把我的谈话转发给她，但这样的机会极少，只有在5·12地震之后，我谈过几次话。无论是这个女孩还是金克林，都不会把网上有关我的说法转告我。
我不上网，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把持方式。因为生命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而最有可能夺去我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就是信息的洪水。信息看似重要，其实未必，百分之九十九是消耗性的。它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你占有了它，其实，恰恰是它占有了你。我严格控制自己的信息来源，每天只花极少的时间看一下电视新闻，以国际新闻为主，然后再静心来想一下。
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互联网上一切有关我的谈论，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事实证明，这对我大有好处，使我有时间完整地做完一件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分散精力。但对一些关注我的朋友，可能有点对不起。
我知道，每次网上投票，广大网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好意，这真让我汗颜。前不久，我应邀到北京领取“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中关村》杂志又为我补发了前些年投票评选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国）”奖。在上海，我又获得了《新民周刊》、复旦大学和几个网站评选的“1978-2008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而《文化苦旅》又被评为“30年影响上海最大的一本书”。为此，我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在这里，我把采访中重复率最高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节录如下。
问：您被评为“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领这份奖是很伤感的，因为同时获奖的几个人不能来了，只来了家属代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都与我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巴金、谢晋、陈逸飞、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边上的是阮仪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间为保护中国的古城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如此高龄，一见面还在与我畅谈下一步的保护计划，令我感动。
问：您获得“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从评委会和网上投票的评语看，大家高度评价您最早与电视媒体结合，把“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三项很难统一的使命合于一体的贡献，而且特别指出，您“在多数文化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投身对传统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数文化人痴迷国学的时候又呼吁创新”的逆反行为。看来，您是不太赞成“国学热”的，能不能多谈几句？
答：我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以由我的旧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几本书证明。但是，我确实希望大家慎用“国学”这个概念。这是因为—
一、“国”是一个政治命题，把政治命题压在文化命题上面，很不合适。我历来认为，文化大于政治，自然大于文化。当文化贴上了“国”的标签，很多衡量标准就会产生错位。例如，我曾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残害人性的封建极权主义毒素，但如果说这是“国学的毒素”，就会冲击很多人的爱国热忱。因此，动不动就说“国学”，很可能失去理性的严峻、冷静、客观。
二、“国学”的说法具有太大的排他性。例如，佛教显然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它是“国学”吗？而且，“国”字一套，成了一种唯一选择。说乒乓球是“国球”，那么，排球呢？其他有可能为国争光的球类呢？说京剧是“国剧”，那么，比它更年长、更经典的昆曲呢？同样，国乐、国画、国术、国酒……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曾一再指出，中国文化从十四世纪开始由于朱元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创新精神严重衰减，至十七、十八世纪的日益严重。这个倾向，使秦汉唐宋的文化气韵不可复见。我们必须明白：没有当代创新，就没有传统尊严。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艺术创造论》中就论述了伽达默尔的观点：传统，不是我们要继承的现成遗产，而是靠我们今天的创新来参与并规定的动态存在。可惜，近二十年来，尽管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中国文化仍然严重缺少创新精神。最近几年，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问：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新楼已经落成。记得去年授牌的时候，网上有人对“大师”这个名词曾经有过一点妒嫉。你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后退，您能介绍一下工作室现在的工作规划吗？
答：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不知道有人在议论。在中国文化领域，总有一些人喜欢在名词的泥潭里玩水，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必在意。上海市教委早就发觉，目前政府支持理、工科的渠道有千条万条，但支持文科、艺术学科的渠道少而又少，因此在几年前设立了“大师工作室”的规程，这个思路很好。现在，这么大的上海只设立了两个，今后几年有望增加到三四个，可见非常严谨。我们的这个“大师工作室”名副其实地请了一批大师在工作，香港杰出电影导演关锦鹏先生、国际著名音乐家鲍比达先生、形象设计大师张叔平先生，以及另外一批顶尖艺术家都因为这个“大师工作室”而集中到上海，埋头创造了那么长时间，打造了获得一致好评的原创音乐剧《长河》。这件事，已经展示了工作室的几项宗旨：第一，立足于创新；第二，立足于作品；第三，立足于跨界；第四，“大师”是复数。
我会继续召集更多的国际级艺术大师到工作室里来合作创新。
我的工作室的常规工作，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凡是已经在海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如果愿意申请，经过考核批准，可以在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和工作。我现在设定的专业是三个：中国文化史、艺术创造学、城市美学。我已邀请海内外的一些著名学者参与指导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招收的“博士后”人数不会多，现在已有极优秀的专业人士报名。
问：去年网上还议论：您出生的老家申请把您家老宅列为保护名录，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不妥。这事您知道吗？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这一说，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几个乡亲找到我，说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读者前来参观，但这个房子早已卖给一家农民。参观者一来，常常要从田间把农民找到，开锁开门，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摆设，陌生人进去很不方便。对此，我向家乡小镇的文化站打听了一下，原来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地区的汉语课本，在台湾，我是被收入他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唯一大陆作家。被收入课本的作品，主要与我的家乡、老屋有关，因此师生们就纷纷来参观了。国外作家来参观的，也不少。这种情景，给那家买了我家老屋的农民带来极大的骚扰。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老屋重新买回，捐赠给了镇文化站，还配备了与我回忆比较接近的老家具。这件事，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报道过三次。但是，即使这样，镇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劳动力来管理这个老屋，更缺少相应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乡的一件小小麻烦事。他们申请县里加以保护，估计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我对家乡是负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