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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夫是西汉名将周勃的次子。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官二代之类。他最终能如父亲一样拜相，首先是少不了用父亲的威名铺路。只是，周亚夫能最终入阁拜相，却又不是周勃可以预留的。周亚夫靠的什么？当然和他父亲一样，靠的是战功。
那年，周亚夫任河内太守，执管细柳大营。文帝前来巡视，竟被他的守卫挡在了塞外。
理由：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诏令。文帝无奈，只得按程序办事，派使者拿符节通报，周亚夫这才打开寨门。到了军中大帐前，他居然不行跪拜之礼，只行拱手之节。理由：甲胄之士不拜，只能以军中之礼相见。周亚夫如此固执刻板，无疑存“冒犯”之嫌，但意想不到的是，他却从此以治军严明的形象进入了文帝的法眼。此事不久，他开始仕途高走，擢升为中尉。此中尉不是如今的连长、排长，而是掌管京城兵权的最高官员。此职非器重不可封赏，因为把拱师京都之权交出去，就意味着皇上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附带其中了。不仅如此，直至驾崩之时，文帝还念念不忘地告诫太子：国有危难，周亚夫可当领重任！
汉景帝继位后，作为资深的军事将领，周亚夫虽愈发变得固执任性，但他也没有辜负文帝所托。汉景帝三年，七国之乱暴发，已迁升为太尉的周亚夫奉旨领兵平叛。这时叛军正猛打梁国，随时有攻陷之虞，他不去救援，却主张绕道而行，先断绝叛军粮道，才伺机决战。不管梁王如何哀求，他就是按兵不动。不过，战局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发展，短短三个月，叛军就灰飞烟灭了。周亚夫功不可没，班师回朝不久，就被景帝任命做了丞相。
遥想当年，其父周勃亦是如此。吕雉死后，吕氏兄弟意欲政变，刘氏家族风雨飘摇。此刻，身为太尉的周勃挺身而出，拥立文帝，匡扶皇室，为大汉香火延续立下头功。此后，也坐上了丞相宝座。不过，此公因不善言辞，不久就被迫辞职，解甲归田了。一个习惯用力量与对手较量的将军，一旦变换战场，失去强项，失败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有趣的是，不管在战场上，还是在朝堂上，周亚夫似乎永远是强势的。因为他像他父亲一样骁勇善战，却不像他父亲那样木讷寡言。但是，他依旧没有逃脱父亲一样的命运。
三件事最终使景帝被迫与他疏远。一是景帝要废太子，群臣哑然，他却高声反对，让景帝备受煎熬；二是窦太后想封皇后兄长为侯，他却对景帝说，高祖遗训，非刘姓不能封王，没功劳不能封侯。又让景帝哑口无言；三是匈奴有将军归顺汉朝，景帝高兴，欲行大赏，他再唱对台戏：如果把这些背叛国家的人封侯，那我们以后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再让景帝陷入尴尬。如此这般，姑且不说对错是非，但他由此既得罪了太后，又顶撞了皇上，不失宠才是怪事。可是，周亚夫不甘心失落，以托病辞职之举，欲逼皇上让步。哪知此举正中景帝下怀，一纸诏文下来，他就和他父亲周勃当年一样，成了一个赋闲之人。
有人说，周勃权力旁落，是笨嘴拙舌所致；而周亚夫失宠，则是话说得太多。两个极端，却是殊途同归。其实这是表象。大汉王朝是刘氏天下，岂容得他人恣意妄为？即使功劳再高，也不过是刘氏家族的一枚棋子。棋子一旦成了障碍，清道正源那就成了本分。
周亚夫下野之后，景帝曾在宫中设过一次没有筷子的“怪宴”。所请之人，对此皆无异议，唯周亚夫不爽。景帝笑着说：莫非这不能让你满意？他羞愤不已，竟起身扬长而去。景帝只得叹息一声：这种人怎么能辅佐少主呢？其实，那时的皇上已龙体染疾，他不过是用此招在试探周亚夫的性情。如此一试，他岂敢托孤呢？当然，周亚夫的厄运也就无法止步了。
此后不久，其子见周亚夫老迈，就私自买下五百甲盾，以备去世发丧之用。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周亚夫因此下狱。冤枉是肯定的，但他有嘴难辩了，因为审讯他的廷尉说：你不在地上叛乱，恐怕也要到地下谋反。周亚夫不明白也想不通透，他一生光明磊落，服务帝国，效忠皇上，为何还要忍受如此屈辱？想不通就绝食，五天之后，竟吐血而亡。
在生死问题上，周亚夫和他的父亲情形有别。当年周勃下狱也与谋反有关。他辞去丞相后回到封地，总感到心惊肉跳，见有官员巡视，就会穿上铠甲。全副武装，必有异心。只是，周勃进了监狱后，却没有和儿子一样求死，他散尽千金，让狱吏给他指了条生路。周勃最终得以善终，出狱后他发出了一声感慨：我曾率领百万大军，怎么知道狱吏的尊贵！
周勃最终算是活明白了，可悲的是，他一心求死的儿子至死也不知道为什么！
周亚夫能征善战，不让其父；周亚夫能说会道，超越其父。但他的人生之戏的黯淡谢幕，又不得不说，政治上他只能算是一个弱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