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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记得十九岁时，爸妈教我喝酒的事。
那是我找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实习工作，周末迫不及待地跟家人分享。我姥姥忧心忡忡，说：“做翻译啊，那是不是得陪着老板去参加饭局应酬什么的呀？你不会喝酒，万一被人灌酒可怎么办？”
“您不知道我是面试了多少轮才被录取的，人家是正规公司，不会总应酬的，最多也就是喝点儿红酒而已……”我辩驳。
我妈出来打圆场，说：“没喝过我们就陪着她喝一喝，先看看酒量，酒量实在太差的话再说。”
“哪有当妈的劝女儿学喝酒的，您就不怕我学坏了？”我问。
“你要学坏，我能拦得住吗？还不如趁我看得见你的时候让你学。”她完全无视了我的目瞪口呆，开始给我讲解干红、半干红、甜红的具体区别，怎样举杯的姿势最优雅，怎样摇晃既能不洒出来，又能最大限度地唤醒红酒的香味，等等。
我跟着爸妈推杯换盏，从下午五点喝到深夜，不知道喝了多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是在沙发上醒来的，一睁眼就迎上我妈的大笑脸：“我家姑娘不错，酒量不差，酒品也很好。”她拍拍我的头，郑重地看着我，说：“红酒一瓶半，白酒八两，这是你能力的底线，一定不要超过，记清楚了？”
我诺诺点头，我妈则叹口气：“姑娘大了，有些社交的技能没有错，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对自己多一些把握，也就多一点自由。多一点自由，就可以多触摸一点这世界。”
我的表妹雅雅，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决定要去做微整形手术。
她嫌弃自己眼睛小，下颌的弧度不够优美，于是，偷偷拿出压岁钱跟同学一起去交了定金准备开眼角、垫下巴。可是，一不小心被姨妈姨夫看到了收据，她硬着头皮准备应对好一场狂风暴雨。
结果，他们没有反对也没有斥责，只是惊愕了几分钟，轻描淡写地对她说：“挑个好医院，贵些也不要紧，一定要安全，由爸爸开车陪你去。”
雅雅的小手术很成功，短短两个月，脸上连一小道疤痕都没有留。整个人比原先亮丽了不少，不仅是外貌，还多了那种从内向外散发出的自信和活力。
有亲戚听说了这件事，啧啧感慨：“女孩子提升内在美就行了，偏偏要在脸上动刀子，这万一整上瘾了，几年过去你还能认得出她吗？”
“她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拦得住她一天，能拦得住她一辈子吗？还不如在我能看着她的时候，让她去尝试一下，如果外貌上的一点提升就能给她带来极大的自信，不也挺好吗？”
雅雅终究也没有变成一个整容成瘾的姑娘。相反，因为受过“挨刀子”的苦，尝过那种新鲜的、有些叛逆的滋味，她一改当年的沉闷和胆怯，主持了好几场晚会，业余还给自己报了钢琴班和围棋班，大学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人要想达到真正的自主，不可缺少的是一个对父母“去理想化”的过程，打破对父母全知全能的幻想，不再无选择地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和标准。
正如龙应台在《目送》中写过的一样：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他的风筝已经飞得那么远了，他的船有天再也停不进你的岸。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他做出选择时，帮助他正视自己的选项，以及他决定冒险时，尽自己的力量再为他护航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