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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她已经为东方女性写就了一个传奇。她的传奇来自于她不仅具备了国际化的经典，更是代表了中国式的摩登。就像她的名字，在中国，叫章子怡，在美国，还叫章子怡，只不过他们习惯把姓放在后面。她有她的姿态，从不迎合，自信而骄傲。著名美国影评人这样评价她：“她绝对有骄傲的资本，而好莱坞从不拒绝有资本的骄傲。”
“有时候人生就像一个拼图，都是外人把你放在了某个位置。今天把你放在了这里，明天可能觉得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合适。”对面的章子怡穿着一件银灰色T恤，简约却不简单，深蓝的仔裤裹着纤细的腿，高跟鞋隐隐地透露着一种不失柔美的力量。她把头发束成马尾，扎得高高的发辫像她脸上的表情一样，神采飞扬。
她点了杯咖啡，微微皱了一下眉说，为了一个会议，早上起得很早。不过她瞬间又高兴了起来，开心地说：“我的小侄女在等我，我要带她去游泳。”我们的话题开始于她的家庭，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深处有一种直指人心的真诚，她的思维偶尔跳跃，言语却字字清晰。谈话间，她时常望一望窗外，那是北京惯常的天空，灰蒙蒙的，并不清澈高远。“你知道吗，每次回到北京，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看着灰土土的天，我的心却总是亮堂堂的。”美国人曾经自以为是地说，章子怡的野心在西方，她却笑着对我说：“到纽约的感觉，永远没有回到北京时亲切。”
第一次去美国
飞机降落在美国犹他州的ParkCity。这里是美国人的滑雪胜地，极冷。到处都是白雪，对着阳光看过去，空气里都是水汽结成的冰花在飞舞。2001年1月，章子怡走下飞机，一下子被冻得愣住了。“没想到美国这么冷啊。”她在心里嘀咕道，这和她想象中的美国可真不一样。
这是章子怡第一次来美国，她跟着张艺谋来参加圣丹斯电影节，宣传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电影节与奥斯卡是美国电影的两个极端，圣丹斯是专为独立电影人和影片，以及尚未闻名的电影人和影片而设。章子怡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不太著名的电影节，素来是培育新人的原始基地，在这里，曾经走出过很多世界级的大导演和国际影星。
自由的气息充斥着这个美国西部的小镇，在这里，除了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非主流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走过去和导演、演员自由交谈。初出茅庐的章子怡对这个电影节似懂非懂，当时她不会说英语，人也比较羞涩，不太善于与陌生人交谈。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7部电影作品，其中包括日本北野武自导自演的首部英语电影，拿到了大奖。
多年后，章子怡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美国之旅时说：“看着那么多热爱电影的人在不停地交谈、讨论，也知道了他们争论的一些话题，好像让我对电影的理解更多了一点。”
一个人在纽约
第一次的美国之旅，并没给章子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真正让她感受到美国生活的，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的那段时间。
2001年夏天，章子怡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住进了一位女朋友家里，准备好好学上一段时间英语。在这之前，在一个电影节上，因为不太标准的英语发音和贫瘠的词汇量，她曾被人刻薄地嘲笑。
再一次背起书包当学生，没有英文基础的章子怡毫无悬念地被分到了初级班。
“有什么问题吗？”老师常常对着她和同学们发问，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教育。
“说不出口，有问题也说不出来。”最初的日子，章子怡总是比较沉默，班上的同学几乎注意不到这个来自东方的女孩。偶尔有个意大利人站起来，用不太标准的英语结结巴巴地向老师请教，让她特别羡慕：“全班同学也就他英语好一点，其他同学也问不出什么问题，总是他一个人站在那儿说。”她还记得这个男生来上学时总是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看起来家境很好的样子。当时，章子怡总是搭乘地铁去上课，这个时候，她已经在好莱坞演了《尖峰时刻2》。
那段当学生的日子里，章子怡一个人住，只有朋友留下的一只猫陪伴着她。每天清晨5点，这只猫会准时跳上她的床，用爪子把她挠醒。“它是让我去给它弄吃的。”章子怡迷迷糊糊地放完猫粮，倒在床上继续睡。有一次，她刚刚喂完猫，继续上床睡觉，没过一会儿，猫爪子又在挠她的脸，这下章子怡彻底醒了，在房间里细细检查之后，她乐得哈哈大笑：“原来猫吃多了，吐了。”
虽然有可爱的猫陪伴，虽然上学的时候她也早已习惯了自己在外面的日子，而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环境,还是让章子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有种非常强烈的孤独感,有一次我生病了,自己去医院看病,人生地不熟的,真是度日如年。”在那段日子里,家庭作业是章子怡唯一的精神支柱。为了驱逐如影随形的孤独,章子怡按时上学放学,回到家里就开始做老师布置下来的功课。“等中国足够强大了,外国人都来学中国话,其他人就不用受我曾经受过的罪了。”在她的脑海里,这种想法是打败孤独感的最佳方法。
我是来拍戏的
不敢开口讲英文的日子永远离她远去了,实际上,在聊天过程中,章子怡也要不停地在中英文之间切换——我们的谈话好几次都被来自好莱坞的电话打断,有不少新片子要等着和她商量拍摄。
“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好莱坞的梦。”身处好莱坞的权力中心,章子怡却从不认为好莱坞是她的梦想。“我的目标永远是演好下一个角色,而不是在好莱坞拿一个奖。”和外界对于她野心勃勃的评价不同,除了电影和角色之外,章子怡从来没有把名望和权力当成自己的理想。
《卧虎藏龙》为章子怡拿到了好莱坞的入场券,《艺妓回忆录》让好莱坞为这个中国女孩惊叹,当好莱坞的片约纷纷向她涌来的时候,她却对人们说：“好莱坞不是我的世界。”
“在好莱坞,我推掉的电影比我拍的多得多。好莱坞是美国人的游戏,给东方人的好角色并不多。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想,中国电影里有多少好角色是给老外的？”她并不因为这是在好莱坞,就降低了自己做决定的标准。“好莱坞一年也会拍很多烂片,我并不在乎人们说你在好莱坞拍了多少戏。你拍了什么样的戏,和什么样的制片人合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来拍戏的,不是来征服好莱坞的。”不再只是盲目的膜拜,章子怡的直率让很多人第一次客观地审视这个高高在上的电影殿堂。
名流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除了好莱坞,各种名流派对和国际化的颁奖礼一向都是明星们的角斗场。对于每一个在这里奋斗的人来说,谁都不想在这样的场合输掉风头。
2000年2月,萧索的柏林苍穹下,人们在冷风里紧裹着厚厚的冬衣,步履匆匆,娇小的章子怡第一次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第一次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她的东方美让这座城市多了一丝热气和温度。
让人惊艳的变化出现在2006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GiorgioArmani亲自为她设计的一袭黑色礼服让她登上了时尚高峰。同年的戛纳电影节,她再次身披红色的Armani战衣。
从此,章子怡把东方式的摩登和西方式的经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各种时尚派对中,她的美丽如钻石般光芒四射,她和她代表的东方时尚一起,势不可挡。
“卸掉千万华服,卸掉珠光宝气,那才是生活中最本真、我最想要的样子。”章子怡随意地倚在宽大的沙发里,愈发地显得娇小。熟悉她的朋友都知道,纵然有一个房间的高级订制礼服,她出门时最爱穿的,仍然是最简单的T恤和短裤。
当我向她说起她的名字和“上流社会”一起越来越多出现在新闻里时,她再一次笑了,她一脸平静地说起这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名利场,就像说起她接下来要带小侄女去游泳一样平常。
“或许在某一个圈子里,你结交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但我没觉得有多大的区别。可能在这种场合里大家讨论的慈善内容会多一些,政治话题也会多一些,但我觉得不能把自己分到哪一类人群里面。”
当摄影师的镜头在努力记录着她的每一次时尚派对时,当人们在热烈讨论她每一次晚宴的时髦着装时,人们并不知道,章子怡最难忘的,永远是2008年戛纳的那次为汶川地震而筹备的募捐晚宴,以及她戴在黑色礼服上的那朵小白花。
“你为你的国家做了那么多,仍然会有人质疑你作秀,你怎么办呢？”
“我是为了良心而做的,我不在乎,我不是为了那些争议而做的。”她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在接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这个回答,她说得最为铿锵有力,也最坚定。是的,无论外界是否给她贴上征服好莱坞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标签,章子怡始终不为名利所左右,依然时刻听从自己的内心,这对于她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