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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英杰，大都天资卓绝。以笨著称的人物，实属罕见。我能想起的大概只有曾国藩和王闿运。王闿运就学三年，日诵不及百言，有时虽能成诵，却不解其意，常引同学嗤笑。曾国藩的笨，更加出名。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流传一个笑话，称小偷到曾家偷东西，正碰上曾国藩秉烛夜读，一篇短文章朗诵了很多遍，硬是背不下来。小偷本想等曾国藩睡着了再下手，等到半夜，见他还在背书，实在忍无可忍，跳出来叫道：“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从笑话来看，可知曾国藩对付天资愚钝的方法：勤奋。其实笨不可怕，可怕的是笨而不觉其笨，或者笨且懒。所幸这两点错误，曾国藩都避开了，他在回复宋子久的信中说：“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总结其意思，一是守拙，二是补拙。
守拙之守，相当于“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之守，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有所不为。守拙之拙，不是真拙，一个人能自知其拙、自守其拙，正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守拙之要义，恰在于知其智而守其拙。
守拙限于有所不为，若欲有所为，还得补拙。曾国藩的补拙之道，讲究“勤”和“慎”，所谓“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具体来讲，“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欲去骄字，总以不轻笑人为第一义”。这些听起来都是琐屑小事，但曾国藩一生行事，向来最重小节。拿“不晏起”来说，能改正睡懒觉的毛病，还有什么改不了呢？
李鸿章曾有“晏起”的毛病，便由曾国藩纠正。据李鸿章回忆：“老师（指曾国藩）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
再说军事，曾国藩的兵法，有“呆仗”之名。如湘军攻城，从不求速成，而是打持久战，以围城为主旨，天天挖壕沟，硬生生把敌人困死，待敌人弹尽粮绝，不得不弃城出逃，便是湘军收功之日。这样的“呆仗”，对付太平军有奇效。
说罢曾国藩，再说胡适。曾国藩愚钝，胡适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绝顶聪明人之一。
胡适治学借用宋人李若谷的做官秘诀，归纳为四个字：勤、谨、和、缓。“勤”指“眼勤手勤”；“谨”指不苟且；“和”指心平气和；“缓”字最难，“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悬而不断’”。
这和曾国藩强调的“勤”和“慎”，不仅道理相通，措辞也接近。钝拙的曾国藩讲究守拙，聪明的胡适则讲究藏晖。
胡适曾以藏晖为室名，他与周作人通信，落款曾署名藏晖，周作人回信，亦称他藏晖兄。1955年11月26日，胡适复信胡光麃，解释藏晖的由来：“老兄是绝顶聪明人，总未免锋芒太露，未免得罪人。这是聪明人很难避免的灾祸。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
胡适少时以藏晖自警，足见其自知之明与处世之道。依我体悟，胡适藏晖的最大意义，不在隐藏聪明，与世浮沉，而在于不以自己为聪明。即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与正义，自己的主张为绝对之是。
藏晖的根本用意，是慎独和反省。引申开来，藏晖还有一重意思，即“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工夫”。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并举孔子、郑康成、朱熹等人为例。朱熹是个聪明人，他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
可以说，守拙与藏晖，笨人曾国藩与聪明人胡适，殊途而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