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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与张爱玲有一点风格很像，她们不调侃庸俗的老阿姨，而是喜欢顺着老阿姨们的逻辑说，将她们的可笑处平平道来，于是越显其荒诞。
比如《傲慢与偏见》里，奥斯汀有所谓：“她一生大事就是嫁女儿，生平安慰就是八卦。”张爱玲的《鸿鸾喜》里则说：“娄太太没听清笑话，因此笑得最响。”都是精通世情，轻刺一句，见其可笑，并不特意抖响包袱。
这大概是冷幽默的好处：读来并不见大笑料，却遍地令人浅笑的小包袱。
类似的笑料，吴敬梓也用过。《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当时范进还在守孝，却照旧去县衙里面“打秋风”蹭吃喝。先是不举杯箸，知县就叫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后來又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当时知县紧张了，想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若不肯吃荤喝酒，难道还临时给他来一桌素菜？等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知县方才放心——这一下子就把知县的小心思一勾，两个人的可笑处都被翻出来了。
博尔赫斯也有趣，只是他的幽默比较冷冽，不动声色。比如这段：“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十分怜悯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国王建议，运黑人去顶替，让黑人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非人的生活，劳累至死。”
前一句，看似真是个好人。后面一句，将“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略一重复，黑色幽默便出来了。
汪曾祺的《八千岁》是轻喜剧。吝啬的米铺老板八千岁被敲竹杠，破财消灾，心也宽了。于是结尾处，“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这一句本已可笑，因为“一拍”，因为“大声”，更好笑了。活现于纸上，这是汪曾祺式的、质朴的有趣。
金庸最幽默的一段，是这样的：“当下抖擞精神，在一方王羲之当年所用的蟠龙紫石古砚中加上清水，取过一锭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烟香墨，按腕运指，屏息凝气，磨了一砚浓墨，再从笔筒中取出一支赵孟頫定造的湖州银镶斑竹极品羊毫笔，铺开一张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笺，点起一炉卫夫人写字时所焚的龙脑温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挥毫。”
“这架子摆将出来，有分教：钟王欧褚颜柳赵，皆惭不及韦小宝。”
这里的妙处是，您只要略通书法史，自然知道让韦小宝这个大草包拿这么多名家手笔来附庸风雅，是何其可笑。但另一点妙处则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去秦可卿房间里时，但见：“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只要是读过这两段的读者，自然觉得金庸简直调皮。若曹雪芹于地下读到，大概也要看得摇头苦笑了。
但有人会说了：这样的笑料，难免被错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啊。
这大概就是它们的妙处了——这点笑料隐在故事里，并不特意翻出来，以待识者识之，这算是它们的一点风流。而且，对作家而言，这些多半只是信手而为，并非蓄意用力。所以读聪明人写的东西，哪怕并不刻意讲笑话，也能看得笑容满面——因为聪明人太容易看到世上微妙的反差与荒诞，随手一举，便是一个了。
所以纳博科夫说了，好的书，需要更好的读者才能品出其趣味——作为一个有些刻薄，又经常被误解的冷幽默天才，他这话可真是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