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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举行。
代表12人，代表党员50多人。
会议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游船上举行。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
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
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设置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 中国共产党纲领（英文译稿）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陈独秀致中共一大代表信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
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
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
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
【心得体会第25句】：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
【心得体会第27句】：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
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
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
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
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
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
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
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
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中共一大会议后期，由上海转移到 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这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船（仿造）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
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
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
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
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开天辟地大事变 观后感
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
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
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
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
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
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
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
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
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
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
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
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
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
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
“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
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
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
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
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
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
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
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
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
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
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
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
”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
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
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
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
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
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
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
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
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
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
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
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
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
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
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
”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然后，匆忙退出。
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
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
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
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
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
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
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
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
”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
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
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
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
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
”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
”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毛泽东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
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
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
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
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
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
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
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
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
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
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
”他竖起了大拇指。
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
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
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
”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
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
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
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
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
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
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
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
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
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
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
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
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
”陈良廷说：“不是。
”刘仁静不再做声。
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
”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
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
”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
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
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
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
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
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
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
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
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
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
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
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
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
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
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
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
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
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
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
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
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
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
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