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感谢网友“文心雕龙”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曾经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主要有丘处机、李春芳、王阳明、朱鼎臣、吴承恩等好几种意见。那么，《西游记》作者的“正主”如何考定的呢?下面为你详细解答。
现在存世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书不署作者姓名，只在扉页上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后来有人考证，华阳洞天主人实为李春芳。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世居句容县，后移居兴化。世德堂本《西游记》扉页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充其量只能说明《西游记》曾经其校订，并不能证明此书就是华阳洞主人撰著的。而且，历史上号华阳洞主者并不仅仅李春芳一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丘处机著《西游记》的意见影响最大。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元登州栖霞人(今属山东省)。认定丘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有两个致命伤。第一，《西游记》屡次写到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而这些官制、职官是明代出现的。丘处机是宋元之际人，由他创作的著作中怎么会出现明代的官制与职官呢?第二，诚然，丘处机写过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但此《西游记》非彼《西游记》，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绍兴府余姚县人，古代著名思想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却缺乏起码的证据。朱鼎臣字冲怀，广州人，一说江西临川人。晚明庠生。但他的著作实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全书10卷，共66回，并非流行于世的100回本《西游记》。这两种意见都不值一辩。
在《西游记》作者诸说中，吴承恩最为晚出而又最不受待见。吴承恩(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人，曾任山西潞安通判、浙江长兴县丞、湖北荆王府纪善。天启《淮安府志》有传。
最早提出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是吴玉搢的《山阳志遗》。时间稍晚，阮葵生在其《茶余客话》中响应吴玉搢，发表了类似意见，进一步肯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非常可惜的是，吴玉搢和阮葵生早在乾隆期间就提出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但直到清朝灭亡，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1920年代，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吴玉搢、阮葵生的意见，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明确提出：“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当时胡适正在进行《西游记》的研究，鲁迅便将掌握的资料抄给他：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
胡适如获至宝，凭借这些资料，在1923年2月写出《西游记考证》，后来发表在1923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胡适先生还考证出，吴承恩大约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死于万历之初(约1580)。而“天启《淮安府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并引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进一步证明《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作。
此后，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引证、申述，从此《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流，几成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语言学家们又从方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成这种意见。于是，吴承恩著《西游记》遂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常识，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署作“吴承恩原著”。
《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全靠鲁迅、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崇高威望。首先，天启《淮安府志》的资料真实可信。天启《淮安府志》书前《淮安府新志纂辑姓氏》纂修人一共罗列了16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官场中的头面人物，只有位居最末的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三人是普通生员。根据高登龙的《淮郡新志序》：“是志也，托始终于东平宋公，总裁于知常方公，载辑则杨生时蕃、唐生缵修、刘生一炤。”
天启《淮安府志》书影
明确告知我们，实际参与此项工作的只有五人。其中，宋祖舜时类似于现在的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主要负责行政协调。方尚祖类似于今天的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或志书的行政性主编，主要负责全书的统筹与最终审定。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的职责是“载辑”，即负责资料的搜集和志稿的撰写。可以说，志书的基础性工作是由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三人完成的。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们和吴承恩是同乡。就人书关系而言，他们是以本籍人之身编纂本地府志。就人时关系而言，他们是当代人编纂当代志。从吴承恩著《西游记》这件事来看，我们不妨说杨、唐、刘三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编纂淮安府志时，吴承恩去世才过去四五十年，说不定他们中有人见过吴承恩的“真身”。即使“未见其人”，也一定对吴承恩的生平事迹耳熟能详。出自这样一群人之手的志书，其资料的真实性当然无可置疑。
另一方面，在古人心目中，只有诗词歌赋等才属于文学作品，小说无异于“地摊文学”，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因此我国古代小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扬善是地方志的古老传统，有的修志者甚至不惜强拉名人壮声色。但在小说地位低下的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的纂修者决不会做出超出时代局限的举动，硬要把并非本地人撰著的《西游记》当成“潜力股”收入书中。唯其如此，书中有关吴承恩著有《西游记》的资料才更加客观与真实。
来源：方志江苏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