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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中的词句详解
《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人生的悲剧融为一炉，显示出小说内容的博大精深和主题思想的多元意蕴。具体说来，《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1句】：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他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情节主线，也是作品的灵魂，以至作者称小说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宝黛爱情是一种经过长期共同生活的相互了解，建立在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新型爱情，正包含了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和习俗，追求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民主性精华，因此木石前盟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是腐朽的传统礼法所不能容许的爱情的悲剧和专横的封建势力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相比而言，金玉良缘更合乎贾府的家族利益，更合乎封建家长改造宝玉的意愿，“德言工容”俱佳的宝钗理所当然地成为宝二奶奶的理想人选，象征着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征着富贵结合的金玉良缘所取代。但宝玉的悬崖撒手，使得宝钗在得到有名分而无实质的婚姻之后不久就变为弃妇，她同样不是胜利者却反而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殉葬品，无疑也是一场悲剧。
【第2句】：女子悲剧。作者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与污浊现实有所疏离的大观园，它实际上是与“须眉浊物”相对立的众女儿的精神乐园与理想世界，但发生绣春囊事件之后，大观园也迅速走向毁灭。生活于此的女儿们尽管出身地位各有差异，性格品德和思想意识也不一致，但她们都充溢着青春之美和生命之光。作品形象地展示出这些“异样女子”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蹂躏、被吞噬的悲剧命运，以及殊途同归于“薄命司”的苦难历程，无论贵者贱者强者弱者叛逆者卫道者，她们处于封建末世的男权社会，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最后都无可挽回地一起走向“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终极归宿。大观园的女儿悲剧是青春、美、爱和一切有价值的生命被毁灭的悲剧，这表明这个社会的腐烂和不合理已经到了被整体否定的程度了。
【第3句】：家族悲剧和社会悲剧。《红楼梦》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作为一条重要的副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各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至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荣宁二府功名奕世、赫赫扬扬历经百年，却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走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之衰，表演了一出“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悲剧。小说揭示出这一家族必然崩溃的深刻原因：物质生活上穷奢极侈，导致坐吃山空；精神生活上腐化堕落，导致后继无人；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再加上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划者少，即使没有抄家之类的外来冲击，它也难以维持下去。贾府的由盛而衰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实际上就是它所寄生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红楼梦》又是一出巨大的社会悲剧。生于康乾盛世的曹雪芹，能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到封建末世不可逆转的衰亡之势，反映了他对时代脉搏的深切感受。
【第4句】：人生悲剧。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突出的叛逆性格，以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他生长在功名富贵之家，却极为鄙视功名富贵。他生活在科举是正途出身的时代，却极端鄙弃科举制度。他处在封建伦理观念巩固等级制度森严的环境里，却痛斥八股文为“饵名钓禄”的工具，讥讽“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忠臣，也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因此，在正统者和卫道者眼中，他自然是不折不扣的“似傻如狂”的“混世魔王”。他身为大观园里的“金凤凰”，从小在女儿国中长大，他不但对众女儿不加以轻视和玩弄，反而格外同情和尊重，以至于为她们“爱博而心劳”。其“水泥骨肉论”更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公开挑战，是对封建礼教的一个有力冲击，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他虽然与封建秩序格格不入，但又对周围环境无可奈何，他虽然满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所以他的人生备感痛苦、困惑。当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一幕幕丑剧和悲剧后，对人生和尘世有了更多的独特感悟，产生了浓厚的失落感和幻灭情绪，出家就成为他唯一的归宿，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说不尽的《红楼梦》 不表英雄话常人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永恒话题。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据说原是歌德的话。在中国，《红楼梦》也是说不尽的，已经说了二百多年，今后还要说下去。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实际上这4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准确地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3个方面的大突破。
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
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
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
《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
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
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
《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
《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于这些日常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作曲家王立平在为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谱写完《葬花词》的曲子后，感慨深沉地说：“一首《葬花词》就是一首《天问》。”我忝列这一版电视剧的编剧之一，当即接上说：“岂止是《葬花词》，整个一部《红楼梦》都是《天问》，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天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大石上，从头到尾读完《石头记》，发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窃以为这里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头对话时又提出：“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年纪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作者有意隐去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因为书中蕴含的主旨和审美对象，即“事体情理”，无代无之，无地无之，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是永恒的存在。这个主旨不容易领会到，所以作者才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喟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的。《三国演义》开头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慨，同类的感喟在历代咏史诗中并不少见，词虽然精彩，但不算新鲜。
曹雪芹的担心并不多余，现在还有某些所谓“揭秘”式的《红楼》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时空，还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实在是对《红楼梦》艺术生命的扼杀。
《一人一个红楼梦》：把重心放回《红楼梦》
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因剧情、演员等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时，大型人物系列纪录片《一人一个红楼梦》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考和宽广的外延让很多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放回到《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上。
《红楼梦》是一部经典文学名著， 古今中外几代人熟读它、热爱它。《红楼梦》成为一种文化，它的根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直在民间慢慢延伸。《一人一个红楼梦》把目光对准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红楼痴梦人，是一次从民间视角对“红楼”文化的解读，而不再是红学家们眼中的红楼梦。“一人一个红楼梦”，相同的一部作品，却因不同的人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已经播出的这部电视系列片中，几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红楼迷”展示出的不同的人生观，令人诧异。
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年纪最大的“黛玉”陈爱莲，一直梦想给曹雪芹西山故事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雪芹纪念馆馆长李明新，在婚礼上装扮成黛玉模样的红楼学者曹立波，著名学者、大观园的筹建人黄宗汉，来自韩国从未想过能与《红楼梦》发生联系的造型师李嘉子，担任了20年大观园导游的马雪丽……《红楼梦》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但它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内容的丰富，而在于它对人的命运、人生意义的描述。一本书能够如此吸引人、改变人，让如此多的人不惜放弃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终其一生关注它，这正是《红楼梦》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
这部60集的大型人物系列片讲述了60个“红楼”痴梦人对《红楼梦》的热爱、他们与《红楼梦》之间的传奇故事、他们与《红楼梦》的不解情缘。这60位主人公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的特殊经历把这部系列片构筑成一个立体的透视“红楼文化”在华人世界所产生深刻影响的舞台，从而展现出当代人对《红楼梦》这一旷世巨著的挚爱与珍惜，同时也带动更多观众对经典文化的关注。
揭秘《红楼梦》隐写文人的铁证
《红楼梦》问世之后，成为文人竞相阅读和研究的对象。对于《红楼梦》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形成“红学”。“红学”学派主体可分为索引派和考证派（自传派或可称家事派）。 《红楼梦》并非自传，但也非以下几种观点：与清宫有联系的贵族家事说；顺治与董小宛的故事；康熙政治说；刺杀雍正说等。而是隐写明清之际文人。
证据如下：
【第1句】：第一回明言 “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则书中女子是隐写真人。士的一个意思指读书人。而甄士隐本是一读书人。
【第2句】：《红楼梦》又言“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故曰“贾雨村”云云”。则贾雨村的话是是闺阁昭传的钥匙。贾雨村言当指第二回贾雨村对冷子兴的话。其中“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一句情痴情种与逸士高人并称。说明作者以情痴情种象征逸士高人。
【第3句】：曹雪芹把女子与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诗相关联是《红楼梦》隐写文人的铁证。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高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 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东风怨未开。
高蟾此诗中以碧桃、红杏象征以功名为目标的文人。芙蓉象征洁身自好的文人。碧桃、红杏借帝王而扬名，芙蓉生不逢时，但并不改变自身，以求功名。总之碧桃、红杏与芙蓉在高蟾诗中是指两种类型的文人。
《红楼梦》多处直接、间接把女子与高蟾诗之碧桃，红杏，芙蓉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十二曲——虚花悟》“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
李纨所居稻香村（浣葛山庄）“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十七回）。林黛玉居室潇湘馆“这个院子里头有没有个桃杏树”。六十三回“除了他（黛玉），别人不配做芙蓉”。六十三回探春所得签“日边红杏倚云栽”；四十回湘云道“日边红杏倚云栽”。
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一诗碧桃、红杏、芙蓉写文人这是曹雪芹必然所的，而《红楼梦》把女子与高诗关联，所以红楼梦隐写文人是必然的。
【第4句】：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暗示《红楼梦》隐写文人
木石前盟之木指柳，木石前盟即石柳之恋。石柳暗喻杨朱，这源于《孔雀东南飞》（见《<孔雀东南飞>主题创作时代作者》一文）。木石之盟表示对自我、人的尊重。金玉良缘：金锁为财富的象征，玉模拟秦始皇传国宝玺，是权力的象征。金玉之缘象征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
【第5句】：绛纱帐的引用和强调贾宝玉居室悬着红绡帐。红绡帐又名扶风帐，本为庄学思想家马融居室或学堂之帐。
二十六回写贾宝玉怡红院内“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
好了歌“红绡帐里卧鸳鸯”。
七十八回耒文中“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
七十九回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一读。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这里“‘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是点睛之笔。说明耒文红绡帐原型为扶风帐。
《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这是绛帐、绛纱帐的出处。后人命名当年马融讲学处为绛帐，即纪念此事。
“未免熟滥些”是指多篇诗、曲引用了绛帐，扶风帐。《孔雀东南飞》“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元代《同窗记.山伯千里期约》楼台会“绣屏锦缛销金帐”；元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似鸳鸯并宿在销金帐”。尤其是明汤显祖《牡丹亭》中多处言及扶风帐、绛纱。
《红楼梦》借黛玉之口对红绡帐的强调暗示用的是本意：庄学文人的居室，学堂。因此说明《红楼梦》隐写文人。
【第6句】：七十八回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和其前的话
七十八回“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文中言耒文“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但《芙蓉女儿诔》文体与所列文目之文没有关系，因此当为师其内在内容。而所列之文都是写文人的，因此耒文实际是祭奠文人。因此《红楼梦》隐写写文人。
《芙蓉女儿诔》文体拟写《滕王阁序并诗》，只不过把七言律诗换做楚辞形式。而《滕王阁序并诗》本是文人感怀。说明《红楼梦》隐写写文人。
《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风月在《西游记》为清风明月。《红楼梦》开头拟写《西游记》，则对清风明月连称了然于胸。所以说《红楼梦》写明清之际文人。
（杨军康 原题：红楼梦说 一 《红楼梦》隐写文人的铁证）
细品《红楼梦》中人:沉醉湘云
《红楼梦》对主要的女性角色都有关于相貌的描写，很奇怪就是史湘云没有。张爱玲猜测是作者改稿时删了，没有在合适的地方补上，这多少有点道理。不过幸亏还有一句比拟之辞，“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让人略可推想。她的样子大概是腰细腿长，肩宽臀丰---居然是现代模特的身材！
史湘云应该是健康状况很不错吧。她爱笑爱闹，慷慨豪爽，这和身体好是有关的。她又贪吃肉，说“腥膻大吃大嚼”，做起诗来才能“锦心绣口”，这也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贵族小姐大多娇娇怯怯，含羞带涩，史湘云与众不同，格外招人喜爱。
《红楼梦》里写过一些唯美的场面，经常入画的，一是黛玉葬花，一是湘云醉卧芍药圃。葬花的场景凄凄切切，是林妹妹常有的调子，湘云和花在一起，却是热烈明畅。
那是62回，她喝醉了酒，自顾在假山后头一块青石板凳上睡着了。众人去看她，只见她“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将她推唤搀扶起来，她还在睡梦嘟嘟嚷嚷说酒令，“泉香酒冽，醉扶归”什么的。
还有一处写到湘云的睡态，是贾宝玉在黛玉房中所见，也是两人对照：那黛玉是“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湘云呢，“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一幅桃红绸被，只齐胸盖着，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
古代诗词向来喜欢写美丽的女性的睡态，这时女性之美成为一种赏玩的对象，漂亮的文辞中总是有程度不等的性暗示的内容，它给予作者、读者以心理的满足。《红楼梦》这些情节毫无疑问是从诗词的传统中转化过来的。但作者写史湘云是那样一个明媚鲜丽的女子，她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纯任天然地绽放，令人不能生出亵渎的意念。这实在是《红楼梦》里特别动人的文笔。如果这些画面并非纯为虚构而和曹雪芹对往事故人的回忆有关，他在那一刻应该格外顾恋人生。
读书粗糙的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史湘云明快的性格源于其优越的生活条件，其实情形不是如此。她倒确实是生于“金陵世勋”史侯家，祖父是贾母的哥哥。但史湘云还在襁褓之中，父母就去世了，她是由袭封侯爵的叔叔抚养的。贾母因为怜惜她，常把她接到贾府来住。
史家的情况在故事展开时到底怎么样，小说里没说，但无论如何不是很败落。然而湘云的二婶婶却是个苛薄的女人，为了省钱，她让湘云在家里做针线活，时常会做到三更。对她的用度，那位婶婶也扣得很紧。37回写湘云想要在大观园诗社做东，薛宝钗就劝她：“一个月统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你婶子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
还有个细节很有趣：31回写史湘云到贾府来，天热，却穿着很厚重的衣服。王夫人说： “也没见穿上这些作什么？”史湘云回答：“都是二婶婶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这是二婶婶为了在贾府那里充面子，表明史家对湘云是好的，不管天气怎样，也要让她穿给贾母她们看。而对湘云来说，这不是累赘的问题，它表明了她的生存状态有多么可笑。“富贵又何为？”湘云的判词劈头就这样写。那个富贵的家庭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跟幼年丧母的林黛玉相比，湘云从来就没有感受过父母之爱；作为大观园的“外来人”，她和贾母的关系也比不上黛玉亲近。可是当黛玉在那里敏感地哀叹“风刀霜剑严相逼”时，湘云却神采飞扬，废话连篇，自顾作乐。这并非是愚钝，而是既然无奈，莫若忘怀。
湘云的结局，大致是曾经有一场美满的婚姻，却很快守寡。作为预言的曲词说：“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我们可以将这视为湘云本人的语气：生命处在不可知的“运数”之中，幸福是抓不住的东西，悲伤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她宁可做一个快乐的宿命论者。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
《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往往暗示着人物未来的命运。在第七十回中,湘云见柳花飘舞,偶成小令,宝钗、黛玉看了,都觉新鲜,请来众人趁兴填词,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拈阄决定。
湘云写的是《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此词以拈来柳絮借喻占得春光,实为对湘云未来的暗示。湘云后来嫁给卫若兰,新婚美满。但此词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情绪上是那样无可奈何,预示着她所谓的美满婚姻好景不长。
探春拈到《南柯子》,只写了半首:“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玉拈到《蝶恋花》,写不出来想认输,读了探春这半首,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探春只写半首,原因之一是,“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在前半阙四句中说完,原因之二是,“空挂”、“难羁”也可预示宝黛将来生离死别,即使宝玉填出词来,别离内容难免重复,“落去”正可喻黛玉逝去,“莺愁蝶倦晚芳时”就是说“红颜老死”,“隔年期”说得隐曲,是说要与柳絮再见,除非它重生,要与人再见,除非是来世。 黛玉拈到《唐多令》,写的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首词寄寓着黛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愁,以柳絮之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隐含黛玉对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
宝钗拈到《临江仙》,写的是:“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一向高洁,在欢娱之词中以“解舞”、“均匀”自诩,她的处世、她的思想性格与黛玉不同,黛玉死后,客观上必然造成“金玉良缘”的机会而使宝钗青云直上,但宝钗最终不免被弃,词中“本无根”即寓此意。
写柳絮,其实在写人,隐约之间描绘出作词者各自遭遇,暗示着人物的未来命运。从这种谶语式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
关于《红楼梦》中的佛教因果
引导语：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中的佛教文化大家知道哪些?佛教因果也是什么?我们阅读下文了解。
古典小说《红楼梦》一书，以“梦”始，以“梦”终，通篇蕴涵着佛教文化和佛教出世思想。宝玉悟禅机、黛玉葬花、情悟梨香院、闷制风雨词、联诗悲寂寞等情节，一环又一环，声气相通，形成笼罩全书的悲凉之雾。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旋律一直回荡在字里行间。
对于《红楼梦》来说，佛教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以“因果报应”观作为小说的线索展开叙事;二是以“转世”观演绎故事情节;三是以“色空”观诠释生存真相。
以“因果报应”观作为小说的线索展开叙事
因果，是佛教用来说明世界上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因”为能生，“果”为所生，引生结果者为因，由因而生者为果。所谓因果报应，是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均由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构成，而人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必然地会导致相应的后果。
《红楼梦》以“因果报应”观作为小说的线索，构架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即由通灵宝玉和绛株仙草幻出，写其因“木石前盟”而双双下凡历劫，还泪报恩，历尽红尘之繁华而终登彼岸，并由此而引出对人情世态的深刻描摹，写出了宝黛的爱情悲剧及其造成悲剧的罪恶根源，更由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倾覆的结果。
借“因果报应”观来惩恶扬善，劝诫世人。作为中国世俗化了的“因果报应”观念，在民众心中已成为精神支柱，借果报观念来惩恶扬善，也成为普通大众推行道德观念、实现美好愿望的主要手段之一。
《红楼梦》根本上也就是透过贾府人物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的道理，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显示金陵因果名册，演唱红楼十二曲，暗示出生命的虚幻无常与命运前定的因果观念。
以“转世”观演绎故事情节
在佛教教义中，转世是指一个人在死亡后，其性格特点或灵魂在另一个身体里重生。
佛教的'“转世”观念在《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上表现明显。这种转世投胎的神话叙述，使得作品更具有一种奇幻而浪漫的色彩。
在第一回中，通过甄士隐的梦中所闻，读者了解了发生在宝玉和黛玉之间的一段童话般的前世情缘。在文本叙事的层面上，正是由于有了绛珠仙子和赤霞宫神瑛侍者在灵界的这段情缘，使得宝玉和黛玉的尘世劫难不可避免。
以“色空”观诠释生存真相
“色空”观念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之一。佛教把一切有形的物质称为“色”，这些物质均属因缘而生，其本质是空，故色即是空，意谓色本身即是空幻不实，无根无形。
这种观念与传统的“人生无常”、“人生如梦”的意识相结合，遂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佛教的“色空”观的强烈渗透，使得《红楼梦》带上了伤感主义的基调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曹雪芹的“色空”观有着自己的特色。
佛教弃情、灭情、绝情，而曹雪芹的“色空”观却以情为核心，要人们生情、谈情、传情。
《红楼梦》写尽世间情：爱情、亲情、友情、艳情、矫情、滥情……几乎无情不表，无情不述。然而所有的这一切所谓的“情”到头来却都落得一场空!
荣、宁二府有享不尽的荣华，也终将摆脱不了火烬烟飞的厄运;宝、黛情深意长，最后也只是落个生离死别;大观园里的诸多姐妹，终究逃脱不了颠沛流离、身委尘土的命运。
这符合佛家所云“一切皆空”的禅理。黄金不是千年业，红日能销两鬓霜。从《好了歌》中，我们似乎也可以读出曹雪芹劝说迷悟众生抛弃眼前功名富贵，信奉佛教，超然物外的思想。
无论从家庭、家族的盛衰消长来看，还是从人物的命运来看，《红楼梦》都贯穿着盛极必衰、人生如梦的“色空”观。
宝玉的由色至空，既非乐极生悲，也非物极必反，而是在无可奈何下的一种精神解脱。他的由色至空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个人，而是冷酷无情的现实人生对人的个性压抑摧残的结果。
对于宝玉的由色至空，人们受到强烈的震动，并因此对人生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会更积极地去探索解除人生的种种苦恼的办法。
因此，若从“色”与“空”的实质内涵来看，《红楼梦》是美好情感遭到毁灭的哀歌，是“以人生无常宣告了身心俱灭的彻底死亡”。
白居易闲适诗中的佛教思想
导语：白居易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石的中国传统文人，仕途的险恶和命运的乖蹇使白居易在屡遭打击后开始接受佛教思想。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谛，参禅悟道中学习佛学义理，他通过大量的闲适诗佛理诗阐发感想，最终在佛教的视角下对人生有了自己的体会。他将佛学的理解表现在其文章的创作中，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题材内容和审美情趣。
1白居易对佛教思想的接受过程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众所周知，白居易是一代诗坛宗主，他以写讽喻诗和《新乐府》名动朝野，白居易将自己的创作概括如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1]世人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和讽喻诗耳熟能详，而白居易则对闲适诗推崇有加，他大量的佛理诗便集中在闲适诗中。
白居易所处的唐代，佛教极盛，但他并非开始就笃信佛教，其思想构建的基石还是儒家思想。早年他积极用世，他在《与元九书》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在通往官宦的道路上认真的努力着。
白居易入仕以后，屡遭挫折元和六年，白母陈氏逝世，白居易退居渭上四年。元和九年，诏受太子左善赞大夫，而元和十年，因险恶的政治斗争被贬江州。“至大和三年分司东郡，经历了俟罪浔阳，量移忠州，释罪回朝，出刺杭、苏二郡”[2]等起伏，其思想也日渐消沉。
宦海沉浮使白居易饱尝了生命的无奈和痛苦，在他事业的低谷时命运又给了他更为沉重的打击。元和六年五月，白居易回到故里。回乡不久，唯一的爱女金銮子得病夭折了，白居易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白居易的身心俱受煎熬，命运的枷锁已将他捆绑得窒息。这一系列的痛苦使白居易越来越倾向于用佛教去安抚自己。“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由了”、“不学空门法，前心安可忘”，他在参禅悟道中心泰神宁。于是，在白居易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佛理诗。
2白居易佛理诗解读
【第2句】：1“闲心对是水，清净两无尘”的日常生活
禅宗初奉“平常心是道”，这是洪州禅的重要思想，也成为中国禅宗的核心思想之一。《景德传灯录》卷二二《报慈文钦》有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师曰：‘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3]禅宗宣扬随缘任运，一切都顺其自然，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白居易修行过程中，倾向于保持平常心，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安逸闲适，笔墨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澹伯空灵、知足保和的诗意。
白居易晚年为居士，自称皈依佛门，他学习佛法努力按照在家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对此有一番见解。在《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序》中，他说：“我闻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万四千法门，是三者迭为用……虽佛以一切钟智摄三界，必先用戒;菩萨以六波罗蜜化四生，不能舍律。”[4]
“戒”是佛教中为出家合非出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观，用以防止罪恶。白居易十分重视戒，也严格地持戒。对于一位佛教信徒来讲，最起码需要持“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是对于在家居士来说，仍不免世俗生活，每天都严持五戒是有困难的，故可在特定的时间保持斋戒生活。白居易的不少诗篇中描述过他为此做出的努力，如《斋戒》、《仲夏斋戒月》，从这些诗中，可以发现持斋生活的白居易不贪恋玉食珍馐，修心修口，努力践行五戒的要求。持斋的白居易也的确感受到了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斋戒带给他神清气爽、行起翩翩的疏朗。可以说，正是由于斋戒带来的益处，更加坚定了白居易的佛学之路。
【第2句】：2“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的禅定感受
佛教经过汉魏六朝五六百年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各个不同的派别，唐中后期，佛教八大宗派已全部建立，各个派别相互辩驳争鸣，但殊途同归。白居易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拘泥于某一派别，他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既尽量守持律宗的斋戒，又向往净土宗的淡泊，而且还吸收了禅宗的坐禅静默安顿自己的`信仰，也创造了一种消闲的生活方式。
禅定是佛教最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乃生。通过禅定可以安顿躁动，清净杂念使心如镜台。对于这种坐禅给人身心带来的益处，白居易深谙其理，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对坐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第一莫若禅”。《唯识述记》云：“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烦恼，若不我执，无烦恼故。”[5]小乘佛教将“我执”视为万恶的根本，一切谬误和烦恼的总根源。由此看来，白居易通过禅定摆脱尘劳、远离惭愧，销尽烦恼，去除“我执”。
白居易写禅定的诗有很多，有的还原了他坐禅时的情形，《正月十五夜，东林寺学禅，偶怀兰田杨主将，因是智禅师》就是这类诗中的一篇。正月十五夜，历来是人们举家团圆的节日，白居易却离开家人，避开尘嚣，从火树银花的闹市走到寂寞冷清的东林寺独自学坐禅。从这份热情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佛禅的热爱和向往。
【第2句】：3“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的佛教思想关照下的人生感悟
佛教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生的苦难是无穷尽的，人间就是无边无际的烦苦世界。《法华经・寿量品》中说：“我见诸众生，没在于苦海。”[6]“四谛”将“苦谛”列为其中之一，一切都是变迁不息、无常的，宇宙是苦集之场，众生迷于“我执”，隐蔽了原有的佛性，在六道轮回的苦海中不能解脱，所以欢乐是短暂难以捉摸的，痛苦是长久不可挣脱的。
白居易的很多诗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他曾在《寓言题僧》中说：“劫风火起烧荒宅，苦海波生荡破船。力小无因救焚溺，清凉山下且安禅。”“破船”出自《众生撰杂譬喻》卷上，而《摩诃止观》卷四上有记载：“苦海怨深，船筏安寄。”[7]白居易化用这些典故，不仅说明他对佛学经典的熟稔，也表达了他对人生苦难理解之深。 佛教净土三经《般若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8]佛教认为，万物既然是因缘和合产生，即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不是来自于自身，就说明它不是真正存在的。白居易在参佛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也逐渐感悟到“馀物尽浮云”，于是，“梦”和“空”便成了他在佛教教义关照之下对人生最深刻的感悟。
“梦”和“空”这一主题在白居易的诗中屡见不鲜，《梦裴相公》就是其中之一。
五年生死隔，一夕魂梦通。梦中如往日，同直金銮宫。仿佛金紫色，分明冰玉容。勤勤相眷意，亦与平生同。既寤知是梦，悯然情未终。追想当时事，何殊昨夜中?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今朝为君子，流涕一沾胸。这首诗作于元和九年，裴相公是裴�，位居临察御史，对白居易有知遇之恩。白居易在诗中回忆往昔，思念当时在大明宫的往事，不觉感慨“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中论・观四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9]缘起必有缘灭时，历经其中的白居易在佛教理论的指导下，更有“万缘成一空”的感悟。
3结语
张南山的《山居杂咏》之一《白香山》诗云：“广大诗家推教主，泽民遗爱至今传。天怀坦白天机乐，不愧人称白乐天。”这个评论，指出了白居易诗歌创作 “天怀坦白”的特点。白居易写诗，尽量做到“老妪能解”，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佛教思想浸染的缘故。白居易的诗歌，自然散发着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他怡养心性，情调淡泊的小诗，流露着“春来草自青”的天然审美境界。佛教不仅能对白居易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他诗歌创作风格抹上淡雅别致的韵味。
在中国封建文化发展到臻于完美的时代，白居易代表了当时文化的高峰。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悠游自得、自然旷达、任运随缘的思想和情趣也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文人理想心态，这些都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带给白居易这位儒生以深刻的影响，为他的视野开启一片新天地，也为他的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其发散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