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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关于机构改革的作文,400到500字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
大国正在崛起，中国一步步走向富强，迎来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三峡工程，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青藏铁路，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铁路。
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壮举。
火车第六次提速，奥运场馆建设，国家大剧院落成……，我们的建设如火如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
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
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
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
具体而言： 一是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
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
【第9句】：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第3句】：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
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00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截止到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
以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0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
【第2句】：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
【第2句】：3％。
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三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承认乐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身经历者和思想推动者，同时也是这段历史最敏锐的审视者和最深切的感悟者之一。
对于改革开放，厉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农村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主要贡献，是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民的生产，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
尽管在当时它还是很不完善，但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
尽管股份制曾经受到过各种怀疑、甚至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
对于民营经济，厉以宁指出，虽然当初出现时也是面临各种责难，不过在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以后，大家真正感到民营企业的确至关重要。
就业问题是谁帮助解决得最多
是民营企业，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的税收主要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的出口中也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
民营经济的兴起调动了许多人创业的积极性，这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开放是什么
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家的富强。
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重要性有时要远大于改革。
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已义无返顾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明中，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和信用锁定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脱离实际，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物质经济条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而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
可以说，能认识到中国处于初级阶段这个事实，标志着我们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的道路
国税和地税是什么时候分开的，中国的税改史。
1994年以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一个税收征管系统，中央税收主要靠地方税务局征收。
1994年7月1日，国税地税正式分开。
但分税制实行了24年，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
一方面，国地税分设会使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增加，不利于税务人员全面掌握税收业务；另一方面，机构分设所导致的机构争议也成为问题。
合并后，好处主要有:
【第1句】： 可以提高征管效率，避免国、地税之间的推诿扯皮，同时促进税收征管的全国统一性，平衡地区差异性。
【第2句】： 能方便纳税人申报及应对税务机关检查，减少了企业的税收合规成本。
【第3句】： 征税系统可以对人员进行更好的配置，强化最需要加强的部门，提高税收征收的整体效率；
【第4句】： 税务局可以一次对所有税种统一检查，有效避免以往对非本单位的税收风险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弊端。
【第5句】： 地方财政数据造假的可能性下降。
以前，地方税务局仅仅在业务上归属国家税务总局指导，但人事等由同级政府决定，所以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需要，对地税、非税收入造假就有了可能。
合并后，征税权在一定程度上上收，可有力避免此类现象。
2024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双重领导即一个部门由两个上级来领导。
从机关管理方面讲，双重领导关系是指地方国家机关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党委和上级同类型机关同时领导，一般的地方国家机关都含有双重领导。
表现为在行政关系上归地方政府领导，在业务上归上级同类部门的领导。
我国税收制度的特点
我国实行以流转税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税制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税收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但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居于主导地位的特点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税制结构的发展演变具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在这一阶段，我国税制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多种税、多次征的税制模式，当时流转税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 80%以上。
在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利润上缴形式为主的计划经济背景下，这种税制结构虽然可以基本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但是却排斥了税收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步有所改变，为适应税源格局的变化，我国政府于1983年和1984年分两步进行了利改税的改革，首次对国营企业开征了所得税，并改革了原工商税制。
利改税 以后，我国所得税占工商税收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
1985年，所得税比重达到
【第34句】：3%，基本形成了一套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次之、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复合税制体系。
第三阶段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现行税制结构。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此次改革侧重于税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彼此配合的流转税体系;颁布并实施了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律、法规。
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的税种由32个减少到18个，税制结构得到了简化，并趋于合理。
地税局基层税务分局科员，是在县里还是乡镇工作呢
公共选择：税收的核心含义\ 税收决策应当通过公共选择加以进行，这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
说白了，即公众作为纳税人掏了钱，就应当由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公共决策机构）说了算——诚如发达社会公共的钱袋子掌握在国会而非政府手中。
公众通过其代议机构，决定究竟花多少钱用来购买多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由此，决定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配置以及相应税种和税率。
所以，应当是公众的公共选择而非政府的决策可以体现税收合理的配置功能。
\ 只有税收特定的公共选择完成后，才谈得上政府加以执行的问题。
这一程序是不容颠倒过来的。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就更应当努力靠近这种程序，而且宪法不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了吗
假如某个政府的领导人面对一个公共决策的最高权力机关说：“我们终于取消了某某税种”，这种做法正常不正常，对不对
从程序上讲肯定是不对的。
正当的程序是，首先由最高公共决策机构做出并通过取消什么税的决议或议案，然后让政府去执行。
\ 如果关于税率和税收用途的决策没有体现公共选择的意愿，其结果则是令人难堪和令人沮丧的。
记得樊纲在2000年某期《经济研究》的发文中，针对当时政府以大量财政资金用来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透析）和为其提供资本金（输血），曾感言：总要有人为此“埋单”。
当时，他并未指出由谁并以何种方式“埋单”。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当然是由公众付费的。
不过，付费的方式显得较为奇特。
打个比方：公众作为纳税人，总共依法交纳了2万亿的税，原本可以消费到等额的公共品。
由于抢救国有银行这些“危重病人”花费了1万亿元，那么公众只能获得1万亿真正需要的公共品了。
原来，公众是以在公共品的购买过程中花了“冤枉钱”的方式而“埋单”的。
那么，这桩“买卖”公众到底是否愿意呢
\ 也许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才会出现一方面税收增加很快而另一方面百姓抱怨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太少的“悖论”。
近来，社会大众对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诟病，难道不正说明了对于政府强卖公共品（缺斤少量、供非所求）的不满吗
所以，税收及其用途的决策不是通过良好的民主程序下的公共选择，吃亏的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税收用于抢救大型国有银行，算是万幸了，因为绝大部分百姓从嘴里抠出的钱都存在这些银行里，一旦这些银行倒闭了，百姓就会血本无归。
如果税收让各级政府用来追求GDP政绩或搞形象工程，那么百姓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GDP这玩意儿太能哄人，说的极端些——纯粹挖个坑，如果由政府开支，就会造出GDP，说不定数额比政府开支还要大（由于乘数效应）；再把坑填上，又将增加GDP。
一来一回，什么效用也没有，GDP却增长了一大截。
这倒解开了存留在我心中许久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这么高，中国还是在国际竞争的长跑中晃晃悠悠，似乎像韩国这样的“小个儿”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
若是从前，又不知会道出几遍“亏对列祖列宗”来
\ 看来，税收及其用途真的需要公共选择了。
那么，可否请经济学家替公众算一算究竟应当上多少税、让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品呢
很无奈，经济学家充其量知道些诸如最优解的条件等等，尽管有些末流的所谓“大家”总喜欢当众摆弄手中的算盘。
其实，适当的税率和公共品的品种与数量，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良好的公共选择程序（或民主程序）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出来的。
所幸的是，在发达社会，公共选择的结果至少不会长期偏离公众的意愿，因为合法程序下政党的轮替和政府的更迭将有助于保证这一点。
\ 除配置功能外，税收还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和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发挥，仍应当通过公共选择。
就拿税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来说，比如有一排路灯，你我都享受到了，但是我们花的钱是不一样的，由于我比你富，根据累进的所得税制，所以我多花了钱，这就是物品配置当中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效应。
而转移支付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再分配。
那么什么程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合适的呢
\ 假如在一个静态的个人偏好无差异的社会，且存在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遵循的不是帕累托标准而是补偿原则，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收安排则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所有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均等化——绝对的均贫富。
道理很简单，富人失去一元所减少的效用要比穷人得到一元钱所增加的效用要低一些。
那么，为什么人们通常不选择这样的一种再分配呢
从动态来看，这一安排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将会失去动力而不会努力去赚钱，社会也就无法进步了。
所以，合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势必要在现在与将来的社会福利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 显然，由政府决策而非公共选择来追求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政府可能会迫于眼前的形势，放大部分民众的诉求，施出某种“小仁政”来。
由于目前的舆论造出来了一种仇富心理、一种原罪说，就是穷人要求对富人进行无限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对此，尤其一个国家在发展和转型初期是应该谨慎对待的，如果决策不当，等于是“杀鸡取卵”。
当然，要求富人承担相对较多的社会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绝对不能造成一种原罪说，把富人的收入增量全部均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所有的草根百姓不利。
\ 联想到近期出台的税收政策，颇感不安。
即使不对税收政策的程序合法性加以探究，我也很难弄懂——为什么全国只有年应税收入超过12万元的纳税人必须自行申报。
如果要进行以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为内容的税制改革，那么试点应当选择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如果想要公民牢固确立依法纳税的观念，最好先由政府官员做起。
看来，从富人那里进行试验，总能捞得些油水，试验所带来的净收益将会更大。
但愿这一举措不是原罪说和社会仇富心理的一种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