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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近两三年真是太烦了、太难了，
如果中国也像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习俗一样，每年都评选出一个年度字或词的话，那近两三年我估计“焦虑”一词可能会排名靠前。国际形势让人焦虑、国内疫情让人焦虑、事业生意让人焦虑、房价房租让人焦虑、收入让人焦虑、股市让人焦虑......
从我的读者来信中也可以看出端倪，焦虑似乎无所不在，很多人似乎都处在迷茫或挣扎的状态，我简单的汇总罗列了一下，比较共性的包括以下这些：
天资不错，自视甚高，但哀叹命运不济，老天不公。家庭矛盾不可调和，被至亲伤害或者伤害了至亲。找不到工作或者失业很久了，甚至感觉无法养活自己。干着一份毫无意义和前途的工作，感觉像是在浪费生命。人生遭遇重大挫折，一蹶不振几乎是一种必然。渴望着真正的爱情，但自觉卑微似尘土，毫无机会。疾病缠身，身体和内心都持续遭受着痛苦的煎熬。万念俱灰，总有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甚至已经付诸过实施。......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位故去的朋友，因为以上罗列的每一条似乎都能在他的身上找到影子。我想跟跟大家聊聊他的故事，也许可以给大家一点启迪，让焦虑的心能稍稍有所平息。
他的名字叫——史铁生，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或听说过，也可能有些不知道，或者把他跟那位十年动乱年代的风云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搞混了，毕竟他们名字都叫“铁生”嘛。我好象在跟他通话时，还用这个梗跟老史开过玩笑，我对他说，是不是叫“铁生”的都是狠角色，都擅长“造反有理”？只不过张铁生是造当时高考的反，你老史是造自己的反，你真是几乎把自己人生所有的事都反转过来了。
他听我说完，嘿嘿的笑了，估计当时觉得我总结的还不错。
史铁生1951年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在大学里工作。
他从小就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体育也很不错，还擅长足球和跨栏，爱好美术和写作，中学时以优异成绩考进清华附中，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妥妥的学霸，还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那种。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他告诉母亲，自己要响应号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母亲反对，但反对无效。
史铁生来到了陕西一个贫困的乡下，很快就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乡下没得吃没得穿，每天劳作非常辛苦。常常是干一天活下来，晚上只能喝碗稀粥。有时实在太饿了，他就学着老乡往碗里捏一撮盐，然后盛满水喝下，趁着饱腹感抓紧睡觉。
只能住在阴冷的窑洞或牛棚里，他的脊柱因为长期受寒发生病变，经常疼得直不起腰来，但他一直强撑着劳作，直至后来行走都困难了，才不得不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但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完全耽误了，下肢已经全部麻木，使劲掐也没什么感觉。
最终，史铁生的两条腿被截掉了。
这让他一度心如死灰，性子越来越暴躁，随时都冲着爸爸妈妈、奶奶妹妹发火，吓得妹妹都不敢进他的房间。甚至冲医生怒吼：“你再治不好我，我一菜刀劈了你。”
他尝试了三次自杀，触电或者割腕，都被母亲及时发现阻拦了下来。
母亲为了看护他，只得频繁地向单位请假照顾儿子，时间一久，单位把工资都给她停了。为了治病，妈妈卖掉了家里值钱的家具，还欠下了不小债务。然而，史铁生平时却基本上把怨气都撒在母亲身上，成日跟她斗嘴，甚至恶语相向，这在他后面的自述中有坦白和忏悔。
随着年龄长大，母亲开始担心他以后能否独立生存的问题，于是推着史铁生奔波在劳动局和知青办，卑微地逢人就点头哈腰堆笑脸，想谋求一份糊口的工作。跑的次数多了，劳动局的人看见他们娘儿俩就烦，有一个人直接说：“我们这全须全尾的还分配不过来呢！”
但母亲没有放弃，一年后终于为史铁生找到一份工作，在街道上的一个生产组当临时工。这份工作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劳保，干的活就是在仿古家具上画花鸟，琐碎而无趣。
但史铁生很重视，他每天早早起床，洗脸、穿衣，收拾干净出门，晚上再坐着轮椅回来，一干就是七年。
工作之余，他开始读书写作，因为曾经有一位老大夫开导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
文学写作让史铁生似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史铁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朋友，每到周末时，时常有文学界朋友去看他，一群文艺青年讨论着文学、艺术，这是史铁生最快乐的时刻。
史铁生内心也慢慢平静坦然了，他对朋友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他甚至还热情地招待朋友在家吃饭，拉着朋友说：“都别走，我给大家伙儿做饭，做好吃的。”他坐在轮椅上，撸起袖子开始炒菜，一面炒一面跟朋友说笑，把几个朋友感动得流泪。
日子开始好转，可母亲却病倒了。
因为常年担忧儿子，史铁生母亲的睡眠严重缺乏，时常头晕，低血糖，后来慢慢患上了肝病。一开始她只是肚子痛，后来发展到疼得整晚都睡不着觉，每晚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掉。后来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硬化晚期。
母亲在医院躺了一周，最后不行了。邻居背着史铁生去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时已经是昏迷不醒的状态了，邻居告诉他，母亲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去世之后，一家三口的生活表面上跟以往一样，爸爸去上班，史铁生去街道工作，妹妹还在上学，日子恢复了平静，但每个人心里都在憋屈着痛苦。
网络图片，非铁生本人。史铁生又沉默了，话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去地坛公园发呆，往年母亲在世时，就常常推史铁生去地坛走走。史铁生在地坛公园一待就是一天，妹妹放学后去找他，有时喊好几遍他也听不见。后来史铁生还专门有一篇代表作叫——《我与地坛》。
下肢长期的麻痹，当时还不到30岁的史铁生就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不得不插上了导尿管。好在他还拥有着文学这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而这其中有一位笔友较为特别，她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希米。
陈希米是《希望》杂志的一名编辑。有天她看到了一篇史铁生的文章，就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两人就开始了十年的通信往来，但一直未曾谋面。
一直到1989年，也就是史铁生38岁那年，在他又一次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后，陈希米赶到北京见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出院之后，史铁生向对方求婚，说：“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爱的荣耀。”陈希米留下了，当年的夏天两人结婚。
结婚之后，两人日子过得甜蜜，陈希米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去找胡同里他爱吃的小馆子，他给对方写诗，说：“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藩篱。”还把陈希米形容成“顺水漂来的孩子”。但他说: “不是我捞起了她，是她捞起了我。”
因为长年久坐，史铁生由慢性肾伤害演化成了尿毒症，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一个礼拜三次。每次透析，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陈希米日夜陪在身边，紧紧握着他的手。
尽管痛苦，史铁生仍旧保持乐观，他跟每个来探望的朋友谈笑，调侃自己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
2010年，史铁生病情加重住院，抢救过后只能卧床养病，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
史铁生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他立下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
12月底，史铁生要妻子联系了红十字会。
捐献器官并不容易，器官捐献必须尽量从活体取下来才有用，超过15分钟就废弃了。
为了等医生前来，他似乎在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满脸憋得通红。
他曾经说：“希望器官新的主人能帮我继续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9小时之后，他的肝脏成功移植在了天津一名肝病患者身上。
史铁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百度进一步了解他的生平和作品。
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曾经伤害过他人。他也并不是经历最惨的那个，但至少可以算的上是命运多舛。他身上最难得的是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打击，他没有选择无谓的抗争和无尽的焦虑，而是努力地与这个世界和解，善待着自己和他人，最终实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圆满。
曾经有一位读者寄言：
人生若觉很悲丧，只因未读史铁生！
相信这是一位被史铁生事迹和乐观精神感染过的读者，
我写这篇缅怀文章时，想配图找一张神情痛苦或低落的图片，但一张也找不到，
哪怕病危躺在床上，也是微笑着的，至今仍然能深深地感染着我。
也许，这就是史铁生凭着自己的努力收获了世间这么多爱后，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回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