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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理想App终于上线了一档讲述“中国通史”的节目——。
这档节目改编自理想国畅销多年的经典书目《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是国内一套前所未有的通史读本。稍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讲谈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这套丛书更是集结了日本十位一流的史学名家，从“他者”的视角，讲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抗日战争的中国史。
而看理想推出的音频特制版《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书的基础之上，经由看理想编辑团队的深度改编，并邀请专业历史学者进行监制和讲述，不仅将原著中枯燥难读的部分梳理得更加清晰，补充了许多专业知识的解释，还通过精心的配乐和后期制作，让节目变得好听、耐听。
节目的第一季，带领我们回到了中国的神话时代与夏王朝。有意思的是，作为这部通史的开卷，第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考古学家。
第一卷还有一点大不同，那就是其后九卷所叙述的历史跨度总计为三千多年，而第一卷的内容就已远溯至一二百万年前，主体叙述则距今约一万年前。
其实这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只有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才能挖掘出文字诞生之前，那些远古时代所留下的无字地书，由此“拉长”中国历史，带着我们去回顾一段真正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
今天与你分享宫本一夫教授早前的一篇采访，看看为何要从国内少有的考古学角度，来阐释中国的史前文明。
文 | 张耐冬
读本科时，阅读钱穆的《国史大纲》正是一时之风尚。翻开此书，就看到醒目的一行“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于是怀着敬畏之心认真阅读，其中“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一条深得我心——历史就应该是有温度的，我们读历史亦自当有温情。
几年之后，看到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回想一下，和《国史大纲》同时流行的，还有《中国可以说不》和文化散文，便意识到“温情与敬意”不应作为了解本国史的基本态度，对于历史意识淡薄、民族情绪翻涌的国度尤其如此。
还原悠远古史的原貌，最擅长的还是考古学家。他们用自己的手铲，使深埋于地下的秘密重见天日，告诉我们一个不同于文献所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文明演进史。
然而，在我们的通史类著述中，从考古学的角度描述古史的作品并不多见，以致谈及史前史时，人们还是会回到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去。
宫本一夫所著《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一书作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第一部，正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说中国史前文明的著作。
此书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史前神话与传说上，而是利用已有的考古学成果，对中国史前史做了贯通式的讲说。作者以呈现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殊性为主旨，试图从一个个考古遗存中提取出中国史前史的单元与序列，从而复原文明演进的历程。
因为写作时的目标受众是日本读者，所以书中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温情与敬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此书对史事分析的准确性，考古学家的谨严渗透在字里行间，一切以可验证的考古资料为依据的宗旨在书中也处处可见。
在宫本教授看来，考古学家的责任是对考古遗存进行研究，尽一切可能将某个遗存中所反应的历史场景复原，藉由相关的遗迹和器物再现当时的社会秩序、统治水平和经济状况，而不是将某个考古遗址与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圣王做简单的对应。
这正是考古学家与单纯依靠传世文献讲述古史之人的区别：文献对古史的记载往往是后人所做，叙述时带有时代意见在所难免，讲述的相关事迹也很难被证实或证伪，故而只有“信”与“不信”二途；而考古学家通过对器物类型的研究，可以推断出文化演变与传承的轨迹，利用各类遗迹，可以考求某个时代的环境生态与生活细节，而这些研究都是在相对严谨、规范的科学态度下进行的，不涉及信仰，更无关情怀。
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宫本教授主要是在通过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器物之间的关系讲解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的若干细节。相对于一些热门的话题，他更关心的是夏代的文明内涵与国家特色。
与宫本教授交谈之后，我想起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提出一个看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对古人的学说有一种“了解之同情”。
所谓了解，就是要知晓古人著书立说的时代环境与论点的指向所在；所谓同情，就是要用古人的思维来思考，用古人的思路推演其学说的内在逻辑。
这本是不错的，研究古代思想，就必须复原当时的社会场景与古人的思想世界。不过，若研究史前史，就目前的阶段而言，所能做的恐怕只有“了解”。立足于考古学的角度重新书写史前史，梳理出历史脉络就非常不易，而史前文明中的古人思维，恐怕不易推知，与其像先秦诸子般竞言古人本意所在，莫若先不带任何主观意见地求了解。
从宇宙洪荒的远古时代到夏商时代的早期国家，需要我们认真去“了解”的信息太多，而有关夏商以降的历史，传统的王朝叙述模式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方式存在的冲突之处只有比夏商以上更多，“了解”也就更显重要。
了解之后，才能选择同情或批判，而了解真实的历史信息，也是摆脱历史迷思的唯一道路，就像那句古老的箴言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以下为访谈内容
01.
经济观察报：最近若干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为考古遗址命名和保护时，好像特别重视您在书中所说的“神话”因素，喜欢将考古遗址比附于文献中的某个神话人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宫本一夫：把考古遗址和神话传说进行直接的对应是不严谨的，特别是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据时，不能够根据后代文献的记载径直判断某个遗址和神话传说中的哪一位著名人物有关。考古学家面对这些遗址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确定这些考古遗址的大致年代，对遗址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社会生活状况、文化习俗等历史信息进行复原，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文献中记载的神话，不可信的地方太多。
从神话被记载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带有目的性的行为。在司马迁的时代，比较公认的只有五帝的传说，三皇的传说只是以片断的形式存在，而盘古的传说最先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三国时代以后才被中原文献记载。史前神话之所以能够被记载并流传下来，主要源自当时人们的需要。
在进入到发达国家的秦汉时代，人们想要知道自己祖先的事迹，也想知道天地万物的起源，于是就把相关的神话收集起来并且进行加工，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历史的追溯也就越来越久远，内容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丰富。这种被不断拉长、不断丰富的神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不断追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是真实存在的，即便存在，在记载的过程中也被加入了很多夸张的成分。
从另一个方面看，神话被记载下来时，其历史信息已经不完整。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五帝本纪”时，去做过实地采访，对黄帝到尧、舜这“五帝”的活动区域进行了调查，寻访古迹，同时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传说，然后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说明他当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不够充分，很多事迹没有留存下来。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传说中五帝的时代大概有三千年之久，就像我们现在和商代的时间间隔一样。我们现在要写商代的历史，已经有很多难以知晓的问题了，司马迁的时代没有考古学，写作的困难应该更多。相隔时间太长而且资料不足，造成了文献记载中的古史神话有很多不可信的内容。
02.
经济观察报：您说到中国文字的产生原因与用途和西亚存在较大差异，这让人想到张光直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环太平洋区域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或商贸的促进，而是依靠世俗政治权力造成的财富集中，这是不是甲骨文多用于祭祀的真正原因所在？
宫本一夫：是的，这其实是东亚早期国家的特色之一。东亚地区的早期国家具有和其他地区不同的若干特色，其中之一是强烈的家族色彩。
在中国的早期国家阶段，社会阶层的区分主要依靠家族的社会地位，核心家族的成员是国王身边最重要的统治助手。
而在西亚的早期国家中，家族的色彩就比较弱，作为社会单位的家族很早就被其他因素取代。在西亚的早期国家中，官吏的选拔标准主要是其个人的能力，其家族出身并不作为参考因素。
但是二里头也好，商代也好，这些文明程度极高的早期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家族的作用与影响，这就是和西亚以及后来的欧洲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家族关系不瓦解也可以进入早期国家，这有可能是东亚的传统。
中国早期国家的这种文明特色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讨论一下，因为这种传统对后来的文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呈现出和欧美文明不同的面貌，所以不能以欧美文明作为惟一的尺度来衡量亚洲的文明状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家族并不是早期国家阶段主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看法应该改变一下。
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亚洲并没有科学的考古发掘活动，有关史前文明的资料不足，他们对亚洲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因此在概括国家产生的原因时并没有考虑到亚洲的特殊性。
当时欧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领先，欧洲知识界普遍持西方中心论，他们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认为只有家族关系被打破、社会普遍被分为若干阶层或阶级，才进入到国家阶段，而将家族关系未受彻底破坏的亚洲文明定义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他们根据对清朝时期的中国和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的认识，得出了亚洲的帝国统治模式非常落后这一结论，并将亚洲与欧美的实力强弱归因于文明差异，认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中国和印度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状态。
很显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现在我们掌握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中国、印度等地区早期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保存了酋邦时代家族势力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在强大的家族势力支持下，国王们通过政治手段将社会上的各类资源集中，催生了早期国家。
在这种靠政治力量垄断社会资源的早期国家中，经济的发展不是推动国家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03.
经济观察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为了确定传说中的夏王朝与商周时期的历史纪年，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夏商周时期的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时间，不过相关结论也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您如何评价这一成果？
宫本一夫：给夏商周的历史排出时间表，和近些年国家主义的抬头有关。在天文学测算等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古埃及的历史时间表已经大体明确，那为什么中国不能给夏商周这些早期的王朝排出带有确切纪年的时间表呢？——这是推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人要做这项工作的基本心态。
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一些基本的目标，比如划定夏朝的大致年代、确定早商时期的基本时间线索、认定晚商到西周共和元年之间的确切年代，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要完成这些目标是很难的。
传世文献的记载存在疑点，需要结合考古资料来证实或证伪，然后才能作为确定年代的依据；而甲骨文、金文这类可信度比较高的材料中的历史记载，也不易真正落实。比如有些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提到“王某某年”，但没有说是哪个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只依靠碳14测定来确定年代是具有很大风险的。
利用碳14测年代的技术有大约几十年的误差，而西周的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年左右，几十年足以造成一两代的偏差了。像甲骨文、金文这类比较原始可信的记载都无法实现对年代的确定，更何况是可信性值得怀疑的传世文献呢？
技术问题之外，还有如何认定一个王朝存在时间的问题。
早商时期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资料，我们只能根据考古发现来做研究，可是考古学无法在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某个遗址是否属于某个王朝，也无法确定某些遗址是否属于同一个政权。
比如说，我们能够确认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同属二里岗文化，但是它们是否同属于一个“商王朝”，我们不知道；它们和后来晚商时期遗址的统治者是否为同一个族群，我们同样不能下结论。
因此，即便我们对这些遗址所做的考古学年代测定是准确的，也无法将之作为商代存续时间的依据。周代和商代的情况是这样，比这两者都要早的夏代纪年如何建立，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我个人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有价值的方面，就是它集合了大批的学者进行综合研究。除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外，很多自然科学的学者，比如天文学家也加入进来，大家共同探索早期中国的年代学问题，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可以建立一种古史综合研究的方法，其意义超过了得出确切纪年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