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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成绩单上全是A，9岁便能讲4种语言。英国人对身边这些亚洲移民的后代总是啧啧称奇，是怎样的付出换来了他们今日的成功？对此本文作者阿努什卡·阿斯塔纳也许最有发言权，她自己就来自于典型的亚裔家庭，在他们家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
琳达·何将儿子丹尼尔的一摞成绩单在我面前摊开，眼里写满了笑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丹尼尔显然在学校的表现极佳，这些要么被评为A，要么被评为A+的试卷还不足以表达出老师们对他的欣赏，上面还写满了他们对他的溢美之词。
今年46岁的琳达·何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她和丈夫文森特在曼彻斯特一个贫民区经营着一家兜售外卖食品的小店。她说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他谋划未来。琳达认为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可以为儿子的未来加分，所以丹尼尔2岁时，就被送到一家私立幼儿园里学习英语，3岁开始学习父母老家的方言广东话，5岁开始在周末上普通话学习班，7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这只是他学习内容的一部分，丹尼尔还报了武术班，会跟来店里的顾客们切磋棋艺，或者练习古筝。
丹尼尔今年9岁，有着不足1.4米的身高和俊秀的外表：脸上架着副眼镜，一头黑发被发胶整齐地定型成一边倒的发型。他告诉我他知道自己是一定要上大学的。“想读哪所学校？”我问，丹尼尔想都没想就说：“牛津，因为它是最棒的。”
丹尼尔有一张严格的时间表，每晚做功课的时间为2个小时(大部分是父母布置的)；周六需参加西班牙语、普通话和古筝班的学习；周日去《圣经》学习班和功夫班。在丹尼尔最近的成绩单上，唯一欠佳的科目是体育课。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则关于中国家长的笑话：中国父母唯一可以容忍孩子表现稍差的科目就是戏剧和体育。
丹尼尔的情况可以代表一类人：这样的人在英国并不少见，他们是亚洲后裔，来自中国或印度，在英国的学校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2010年为例，在英国，75.1%的中国学生和71.3%的印度学生取得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五门课程(包括英语和数学在内)合格的成绩，而英籍白人学生仅有50%能达到这一成绩，来自加勒比海岸的黑人移民则更差一些。这一结果无疑颠覆了社会阶级决定人的表现这一旧有观念。
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卡帕迪亚教授的观点是，中国、印度那些劳工阶层家长，不管自己身处何境，对于后代都有着极高的期待，他们视教育为出路。同样是劳工阶层的孩子，一些白人后裔或加勒比后裔就不会被灌输此类思想：他们的父母并不认为教育对于改变家庭现状有用，自然也不会视其为一条出路。于是孩子们也缺乏学习的动力。
卡帕迪亚教授赞同有关文化遗产的说法。他指出，大部分中国文化根植于孔子思想，而孔子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5年，时年14岁的中国男孩王亦南被牛津大学录取以后，与英国媒体一片喝彩、大赞其为神童的行为不同，《中国日报》则见怪不怪地称这种所谓“牛津天才儿童”在中国有很多。
这种一味追求高分的做法是否可取呢？批评人士对这种一周六天把孩子圈在家中，长时间进行超前培养的做法并不赞同。卡帕迪亚教授也认为训练孩子进行机械记忆和重复，而不是教导他们自己思考和创新，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但瑞蕾·陈不这么认为。瑞蕾今年刚刚开始了她在牛津大学历史系第三年的学习，她把自己能进入名校深造的原因归结为得益于在中国接受了9年基本教育。当她随家人初到英国时，她进入了位于埃塞克斯地区的一所综合学校进行学习。虽然学校辍学率居高不下，充斥着暴力且有很多少女妈妈，但这一切都没影响到瑞蕾。在她上学的第一周，地理教师布置了一些作业，她是唯一完成作业的学生。用她的话说：“其实完不完成都没关系，因为就连老师也忘记了他说过的话。”在中学毕业考试中，瑞蕾取得了8门课程A+，3门课程A的好成绩，这在她所就读的学校里是前所未见的。
“有一种拼搏精神植入你的体内。”她提到了早前在中国的生活对自己的影响。她认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赴英华裔有一种“紧迫感”，她参加了大学的舞蹈团，还通过了长笛8级考试。“但我妈从来没有强迫我去做什么，她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做事要有始有终的道理。”瑞蕾不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也代表了她的家庭和祖国。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丹尼尔的日常生活：每天，当丹尼尔做功课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会在厨房里精心为其烹饪可口的饭菜。我闻着充斥着整个房间的香气，不禁在想，当丹尼尔成为父亲，他会将父母灌输给他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吗？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养老尽孝。琳达最近会跟丹尼尔开玩笑，说有天他会嫌弃父母，把他们“踢出家门”。每每听到母亲这么说，丹尼尔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反驳道：“不会的！”
他说自己会沿着父辈的足迹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