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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包屁股，是指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双腿、坐着小车在火车过道里滑来滑去、口中大唱悲歌的人。我父亲即是这样的人。1942年他从坦克学校毕业后就上了前线，1945年，他的队伍在华沙城下遭到伏击，所有人都成了肉饼，只有父亲幸存下来。
我当时5岁，疏散后跟妈妈回到列宁格勒，并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从战地医院出来后，父亲没有回家，显然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我想他仍在战斗，妈妈大概以为他死定了。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也没有阵亡通知书，不过却常常有从喀山来的信件寄到战前我们跟外婆住过的地方。有一天，我们从妈妈收土豆的农庄里回城，车厢内爬进一个坐着木头小车、身穿破背心、衣服脏兮兮胡子乱蓬蓬的人。他用双手支撑地板，滑过车厢过道，唱着一支关于营队侦察员的歌。妈妈仔细地看着他，然后就大叫起来，向他跑去，不过那男人却突然决绝地转过身子，向相反的方向滑走了。他在走廊附近跌落到小车外面，剩下的路只好匍匐前进。当我们追上他时。发现他已经烂醉如泥。
他是我的父亲。妈妈扳过他的身子，久久亲吻着他肮脏的脸颊和因失眠、醉酒肿胀的眼睛。他哭了，号啕大哭。
我们把他带回家。从此生活在一起。父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从野战医院出来后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靠乞讨为生，此外父亲伤得很重，包括心灵和身体。
夜晚我常常被阵阵喊叫惊醒。父亲从床上跌到地板上，打着滚，蜷缩着身子。最可怕的是他那绝望的吼叫：“腿，腿疼呀……”妈妈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我也哭，因为怜悯和恐惧。有时我竟希望他没有回来。
父亲从不和我说话。仿佛我根本不存在。自从他出现后，妈妈不再关心我，以前她常常坐在床边跟我交谈，可是自从父亲回来后，我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突然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尝试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则成了局外人，无法在家庭的崭新蓝图中占据一席之地。有一天妈妈对父亲说。她想生个孩子，父亲说，他也想有个孩子。不过这很难，他是个残废，没有收入，抚恤金还没发，有个孩子生活很难。妈妈说，没关系，很多人过得比我们差，还养活了3个孩子呢。我真想大声叫。你们是有儿子的呀，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呢？难道我对你们来说就是个空位子吗？
不久，妈妈对父亲说，她怀孕了。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但是我一清二楚，我整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尽管对他们来说我并不存在。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非常小，长着一张老人的脸。我常常走到他的床边看着他，这是我的兄弟，我觉得自己对他的爱一点儿也不少于我对父母的爱，尽管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取代我，这很明显，因为他们甚至给他取了我的名字——科利亚。
每天早晨妈妈都去上班，父亲坐在他的小车上为他应得的抚恤金奔波，我则整日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孩子们上学了。他们却忘了让我上学，或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我的兄弟在长大。很快他已经能够单独走上几步路了。父亲开始领到他的抚恤金，甚至还在某个残疾人事务所里谋了差事，妈妈现在是工厂的车间主任，一切都很美好，我们的家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幸福生活。夜里父亲不再叫喊，妈妈也早就停止了哭泣，只有我仍旧每日坐在窗台上，生活不声不响地从我身边悄悄溜过。有一天父亲说：“我想去看看科利亚。”
妈妈哭了。
“把我带到他那儿去，”父亲说，“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
“没错，没错。”妈妈急忙应和。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收拾行装，却有种奇怪的轻松感觉。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在一起，我甚至从不出门，不过这一次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
我们从家里出来。
一路上谁都不说话，父亲在妈妈旁边滑行着，努力不使自己落后。
路上他们从一个老奶奶的手里买了一束金合欢，我跟在他们身后，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墓地上空无一人，大片雪花静静地飘落下来。妈妈很快就找到那座坟墓。
“在这儿。”她指着。
父亲看着小坟丘，久久地一言不发，后来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放到嘴边喝了几小口，然后将瓶子递给妈妈，妈妈也喝了一小口。
“我会记住，”父亲说，“就算死了，也会记住……”
妈妈又哭起来。
“孩子们都在这儿。”她哭着说。
“走吧，”过了很久，父亲说道，“该去接科利亚了……”
他们向出口走去，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雪花中。
而我则留在了自己的墓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