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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世间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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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之后,我辍学在家,身体上的病痛固然难以忍受,而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那种有若被众人遗弃的感觉。原本为参加初中联考而忙得如拉紧的弓,集中全力蓄势待发,突然之间,你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赶出了竞赛场,你只有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冷眼旁观,那些紧张、那些热闹、那些欢呼都已远去,那个世界完全将你摒弃在外。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你所喜悦的,然而一旦被迫割舍,那种委屈、那种不甘、那种顿失所依的措手不及,就像一颗被推离正常轨道的星球,飘浮在茫然无垠的太空,没有重心,也没有方向。
  
  其实,我比父母更早了解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救”,只可怜天下父母心,犹自在那里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是无可无不可地赶着一场又一场与医生的“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一个人搭乘火车,再转搭公车,才能抵达医生的诊所。那条路好长,好孤单,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忘记是哪一天,父亲走到我房里,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乖,你不要怕,爸爸会养你一辈子,等你长大了,爸爸会为你招一个女婿!”
  
  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父母所受的惊吓与慌乱甚于我,其中还掺杂负疚的成分。很多年后,父亲无意中透露,在我初病的那几年,他常常梦到祖母及外婆的指责。父亲用这样一种保证安慰我,毋宁是安慰他自己。
  
  父亲一定没想到,他的话深深地扎伤了我,莫非连父亲也对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个小孩中,父亲爱我最深,我是属于“小时了了”的人物,智慧开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齿、反应灵敏,人前人后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难道说,仅仅一场病,父亲就认定我这一生一无是处,需要他养一辈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个男人接手来养我?他才是让我伤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结结实实地面对自己,不想父亲给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机,蛹能脱困于茧,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跹。
  
  就这样,我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78年,第七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拔时,一位曾经得过此奖的朋友立意要推荐我,我却执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亲之外,无人看重这种事,母亲尤其讨厌我们没事炫耀、乱出风头,弟弟妹妹则拿我穷开心说:“怎么,你要去竞选十大女歌星吗?”
  
  因此,尽管朋友把我的推荐书寄了过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八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视这件事。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了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儿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
  
  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
  
  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
  
  “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
  
  “当然啰!”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
  
  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惟恐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只不过,这股兴奋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父亲就匆匆走了。父亲过世之后,任何奖对我都已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对我得奖与否那样在意期盼,并且能与我一起分享荣誉、分享快乐的人了。
  
  前些天,社区一位邻居告诉我,父亲曾对他说:“我这个女儿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比起其他得博士的儿女还要让我引以为傲!”
  
  我多么想大声告诉父亲:“爸爸,我所有的奖都是为您得的啊!”
  
  (聂勇摘自《世界名家经典散文》
  
  图/孙洪岗)
  
  奖
  
  1999年的时候,我为了追求自由而奋斗。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但是,利还没有获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着。1999年尽管搜狐融资很多,但是作为公司CEO,我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没有消除。
  
  后来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确是这样。我用了8年,现在金融不安全感彻底消除了。现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知道要干什么。自然界给人的寿命最多100多年,就是4万多天。这4万多天是不是高兴很重要。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这个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种最行云流水的状态?
  
  我的奋斗就是要把奋斗变成不奋斗。几年前,我每天很早到办公室,随时找我都能找到。现在我把主动权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谁开会,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没有权力找我开会的。甚至你发一个短信,我都有权不回。
  
  我拒绝跟任何人吃饭。以前有很多广告商要见,现在广告商我都不见。见广告商可能会帮助这个季度的销售,但是我现在关心的是公司长久的竞争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们要跟我谈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从来不谈———这是我下班时间,你跟搜狐合作,应该去找相应的部门。
  
  这样一来,我可以不被干扰地来关注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提供创造性。现在有一批管理者帮我运营公司,就像一艘轮船,我没事拎着榔头在里头走来走去,走到哪里敲两下,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如果我现在全然退休的话,肯定活得更高兴,因为我有太多兴趣了———思想、音乐、运动、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还需要证明自己吗?这个世界不是由黑白构成的,在证明和不证明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地带。我相信,在中国做企业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是最弱的。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须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责任和义务从我的辞典里删去。这几年我就是在一个不断删除的过程里,到现在,还没有删完。
  
  中国很多做企业的人其实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在证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他们都在一种价值观下朝前走。这就像一条河,一棵大树横过来架在河上,就这一条道,无数蚂蚁沿着大树爬,看谁先奔到对岸———可我连这棵树都砍了,还有什么道?我为什么要过这条河?大家都是在一个价值体系中往上爬,而我是没有价值体系的。这样我焦虑很少,活得很轻松、很年轻,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样,大家都愿意来听我讲课———可能那就是我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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