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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从法兰克福火车站步行回家的途中，路过红灯区。一位穿着还算整齐的男人在路边垃圾箱里翻找着空酒瓶。德国的空瓶子都有押金，价值从八欧分到二十五欧分，很多穷人都靠捡瓶子来补贴生活。
那捡瓶者显然是什么也没找到，一屁股坐到地上，却挡了我的去路。我禁不住端详这个貌似五十多岁的欧洲男人，感觉很是眼熟，“你是萨沙吧？”我冒失地用德语问了他一句。他缓缓地抬起头，混浊又迷离的眼神看着我，果然是他。
认识萨沙是多年前的事情，当年留学之余在中餐馆里干跑堂，一天一个高高胖胖的波兰男人上门来找工作，可他既不会说中文，德语也非常有限。老板见厨房正巧缺个洗碗工，就让他干了。这个东欧人性格活泼，没多久就和中国厨师们打得火热，我也知道了他叫萨沙。可能很多人觉得洗碗工这活东欧人怎么会干？其实在剧变后的东欧，相当多的劳动力在当地找不到工作而进入西欧。在德国，基本上所有的脏活累活，比如街道清扫工、厕所清洁员等都是由外国人来干的。好的中餐馆在德国效益好，给的工资也算不太低，所以东欧人也会去干。
对于中餐馆的厨师来讲，重复无聊却又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让他们压抑不已。可他们苦于不会德语又不熟悉德国情况只能在休息时间里在家待着。现在萨沙来了，虽然他也是个德语二把刀可毕竟是欧洲人，在一次与厨师们比比画画的聊天中，他们竟然一拍即合了。
自此以后，他们就经常在大家一起吃饭时谈论晚上什么时间出去的事情。当然声音不大，我和几个女跑堂装傻充愣只是吃饭，有时也笑笑。萨沙对我们这些打工的同事是客气的。他从他的波兰老家还专门给我带过一套波兰硬币，他知道我有集硬币的习惯。我也回赠他一些小礼物。
几个月后，萨沙不知怎么经常迟到早退起来，洗碗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勤快了，以至于厨房的盘子摞得老高，老板要亲自去厨房帮忙。这时候的萨沙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开朗，人变得消沉，而且经常抱怨，这工资太低，挣钱太少了。餐馆的厨师们也开始远离萨沙，他们有时会在吃饭时严肃地讨论一件事情，我后来知道，在一次红灯区里的游逛中，萨沙认识了一些吸毒者，开始学会了吸毒。
没过多久我辞去了跑堂工作，开始全力攻读学位。一次去我曾经工作的地方吃饭，见到以前一起干活的兄弟姐妹都很开心，我发现萨沙不在，就问去哪了。大家一下安静下来，面面相觑，一个厨师愤愤地说，他早跑了，临走时还偷了我们几个的钱，还好不多，几十欧元。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从中餐馆每月挣的这一千多欧元是他当年在波兰的七八倍，有了这些钱他可以很好地生活，他为什么要偷？
“萨沙，你还好吗？你可记得我是谁？”萨沙迷茫的眼睛里突然一亮，这时我听到了像很多乞讨者重复千遍的话：“请问你有零钱吗？”我从钱包里拿出十欧元给他，他接过钱就直奔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那里三三两两聚集着吸毒人群，是个交易的地方。他摸出了身上凑齐的三十欧元，换得了一次性用量的毒品，走出地下通道，跪在街上旁若无人地吸起来。
在德国吸食很多毒品并不犯法，售毒却要受到严厉制裁。吸毒人士多贫困，而且贫困且无工作之后还吸毒不能享受哈茨四（德国法律规定，贫困人口最低保障为每月374欧元，由政府发放，另提供免费住房）的保护。这些人终日游逛在红灯区里，靠别人的施舍和捡瓶子度日，一有钱就会马上换些毒品，吸上，倚在墙角，看着这光怪陆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