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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南下，蒸阳县解放了，建立了民主政权，紧接着开展减租退押。福田乡有个地主兼资本家叫高伯勋，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为人善良，在乡民中口碑尚好，父亲死后，继承了家业。他有不少佃户，人民政府责令他将过去收的押租退给农民，高伯勋不敢不从。家里的现金退光了，只有去相距近百里的南州市银行提款。
那时，交通不便，福田乡去南州市没有公路，高伯勋常在市里经商，以往来回都是坐轿子。这次就不同了，与两个提着梭标的民兵一道步行。好在高伯勋正当盛年，身强体健，走起路来并不吃力。
两个民兵一个叫王友良，一个叫关林，都是刚满二十的农民，老实巴交，没有文化，又初出远门。这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到达南州市已是天黑时分，大街上亮起昏黄的路灯。此时他们饥肠辘辘，高伯勋已是身无分文，王友良口袋里还有张零票子，便在小摊上买了一只大大的烤红薯，掰成三截，他与关林吃两头，中间那截好的让给了高伯勋。滚热的红薯吞进胃里，填饱了饥肠，他们浑身暖和起来。
高伯勋见银行已经关门了，便向两个民兵提出，要去公厕方便。王友良和关林依了，他们一道来到一间偏僻的公厕，高伯勋叫两个民兵守在门边，他提着裤头匆匆钻了进去。
快到半个时辰了，还不见高伯勋出来，王友良不安地对关林说：“这么久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关林也放心不下：“你在这儿守着，我进去看看。”
不一会，关林大步奔出厕所，脸色煞白，惊慌地说：“不好了，高伯勋这个混蛋逃走了！”
王友良一听吓得头冒冷汗，一个箭步冲进厕所，一间间位子找遍了，哪有高伯勋的影子！后来他们发现，厕所后面有一扇天窗，高伯勋是爬上天窗，钻到屋顶上，跳墙从另一条胡同溜了。
两个刚刚参加革命、尚无斗争经验的民兵碰上这档子事，懊恼不已。他们悔恨自己太粗心大意，让高伯勋耍了诡计，在眼皮底下逃之夭夭。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半夜下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原以为高伯勋从银行提了款，他们便可以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现在财神爷跑了，他们身上没有钱，只得蜷缩在街头的角落里一直坐到天亮。
当夜下起大雪，积雪盈尺，天寒地冻。王友良和关林回家受阻，吃饭也成了问题，眼看就要沦为乞丐。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二人流落街头无路可走时，有个经营旅社的老板要把店子移往桂林，许多家具杂物需要搬往火车站，急需搬运工。王友良和关林年轻力壮，正好适合，他俩干了两天半，手脚利索，老板十分满意，给了双倍工钱。他们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而且在甩货的店铺里以极低价各买了一件皮背心御寒。雪后天晴，红日朗朗，王友良和关林踏着残雪回到了乡政府。
二
却说高伯勋那晚从厕所的天窗逃走后，因他对南州市的街道十分熟悉，轻而易举地甩掉了两个民兵。他看懂了时局，知道共产党坐了天下，对他这样有土地有财产的人是不利的，并且担心今后还有更严厉的政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他来到情妇花小葵家里，翌日上午，叫她去银行提了存款，两人一道去了香港，不久又辗转去了台湾。
这时，台湾来了一大批从大陆逃来的国民党溃军，人满为患，物价飞涨，高伯勋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不免坐吃山空,日子过得紧巴。花小葵从小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这时竟然背叛了高伯勋,跟着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
此时的高伯勋,日夜思念,心里不安的并不是他在大陆的家和结发妻子。他的发妻是父母从小包办的,相貌平平,没有文化,又不能生育,两人感情不深,根本谈不上恩爱夫妻,高伯勋一走,她肯定会改嫁别人。另外,他没有兄弟姐妹,一脉单传,父母早逝,家里只有一座空房,没有什么牵挂；花小葵弃他而去,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也值不得留恋。令他寝食难安的是押送他去城里取款的王友良和关林。这两个初出茅庐的民兵,也是两个老实巴交、忠厚善良的乡亲,他们的影子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是呀,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他却心怀鬼胎,半路逃跑,将他们骗了,他们回去怎么向上级交代呢？他们会受到严厉处罚吗？尤其是两人让给他吃中间那截烤红薯,回想起来至今暖人心肠！人家仁义之至,自己却是小人一个。高伯勋一想起这些,就觉得心头沉甸甸的,觉得自己欠了王友良和关林一笔难以还清的心债。
后来,高伯勋偶然遇见了一个大陆同乡,经他介绍到一家小面馆帮工。女老板是个年近四十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店里的生意不错。这时,生活的艰辛已使高伯勋完全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女老板见他体格健壮,手脚勤快,颇有好感,两厢情愿结为夫妇。经过一番打拼,小日子过得不错,高伯勋到了知天命之年,喜得一子,取名高云峰。
岁月悠悠,高伯勋的心债越来越沉重,愧疚之情与日俱增。他不知道两个民兵因为他的连累会是怎样的后果,日子过得如何？他很想回家乡去向他们赔罪,但两岸对峙,这只能是梦想。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改善,许多老乡纷纷回大陆探亲。高伯勋本想尽快回到家乡了却心债,谁料他突然患了高血压,中风半瘫,难以成行。儿子高云峰正在拼搏事业,他只得把一腔心债埋在心里。高伯勋在八十八高龄的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一字一泪地嘱托两件事：一是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叶落归根；二是代他向乡亲王友良和关林赎罪,请他们原谅他当年不得已之举。若他们已不在人世,一定要到仁济寺为他俩诵经超度。
三
五年后,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高云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来到蒸阳县福田镇（已由乡改为镇）,乡亲们闻知后敲锣打鼓迎接台胞高伯勋的骨灰归祖。高云峰将骨灰安葬已毕,备了几桌酒席招待众位乡亲。这时他了解到,王友良和关林已先后离世,王友良的老伴与在东北工作的独生儿子一道居住。他俩都因为高伯勋受到牵连,尤其王友良吃的苦头更多。
当年,两个民兵空手而归,乡长见他们没提回钱,反而让高伯勋逃走了,狠狠地批评了王友良和关林。偏偏有个区干部看到他俩穿着新买的皮背心,顿生疑心,认为他们是要了高伯勋的贿赂,有意让他逃走。王友良矢口否认,再三解释,可是无人作证,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王友良见事已如此,干脆把责任全揽了,开脱了关林。好在他俩出身贫苦,以往的表现很好,乡政府只是把王友良开除出民兵队伍,关了三天禁闭。
抗美援朝时,关林为表明自己的心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第五次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王友良受贿放走了地主高伯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只有勤耕苦作,老老实实当农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揪住王友良不放,污蔑他是“内奸”、“反动地主的孝子贤孙”,拉到大队、公社批斗,最后大病了一场……
高云峰遵照先父的遗嘱,在仁济寺给王友良和关林做了三天法事,超度亡灵。
四
高云峰在仁济寺办完法事,被周围的原始森林所陶醉,真有些恋恋不舍了。他本是在台北一家广告公司搞美术的,于是成天拿着本子在仁济寺周围写生。这天下午,他坐在云湖水库旁的山坡上,画着夕晖晚照下水库里的渔船。突然,他听到一个妇人揪心、压抑的哭泣声。他循声望去,只见临水的岩石上立着一个中年妇人掩面哭泣,似乎有轻生的念头。
高云峰想：这位妇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佛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他轻手轻脚走过去,悄悄站在一株树后。妇人哭诉道：“春生儿,娘对不起你了。娘走上绝路,也是没有办法啊！”说罢双目一闭,便向水库跳去。由于高云峰距离她很近,又早有准备,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拽住了妇人的衣服,才没有酿成悲剧。
他打量了妇人一眼,见她四十七八岁年纪,黑红脸膛,体格健壮,便问：“大嫂,有什么事想不开,非寻短见不可？”
妇人也打量着这位救她性命的陌生男子,见他那模样,肯定是大城市里来的,不好意思开口,哭得更加伤心了。
高云峰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再催问：“大嫂,请别见外,我不是歹人,有难处尽管对我说,或许我能够帮助你。”
妇人见他态度真诚,心想大城市里的人见识多,文案也无妨,于是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原来,她叫徐凤阳,住在山脚下的枫林村,与王友良同一个行政村。她的丈夫叫王大凯,在家种地,独生儿子在南方一个城市上大学。昨天收到儿子的来信,说是没有生活费了,叫家里速寄500元钱给他。可是家里哪有钱呢？丈夫王大凯是个赌鬼,天天与村里的几个赌鬼守着牌桌,赌得昏天黑地。她同丈夫不知吵过多少次,无奈他恶习难改。昨天为了给儿子寄钱,她又同丈夫吵了起来,挨打受气不说,儿子的生活费仍然没有着落,一气之下,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高云峰松了一口气,笑道：“大嫂请放宽心,钱的问题好办,我完全可以帮助你。只是你先生嗜赌的坏习惯一定要改。”说着,他从钱包里抽出1000元递了过去。
徐凤阳没有接,她怎能随便拿别人的钱呢？高云峰诚恳地说：“大嫂,快拿去寄给你儿子吧,农村孩子上大学不容易,不能影响他的学习呀！我是从台湾来的,虽然不是百万富翁,但还是有能力帮助你的。你要是实在不肯收,就当是我借给你,日后你有了钱再还我。”
“台湾那么远,怎么还呢？”徐凤阳还在犹豫。
“你就把它交给仁济寺的住持纯谷大师,算我的香火钱。”
徐凤阳终于接过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