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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债-中国新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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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南下,蒸阳县解放了,建立了民主政权,紧接着开展减租退押。福田乡有个地主兼资本家叫高伯勋,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为人善良,在乡民中口碑尚好,父亲死后,继承了家业。他有不少佃户,人民政府责令他将过去收的押租退给农民,高伯勋不敢不从。家里的现金退光了,只有去相距近百里的南州市银行提款。
  
  那时,交通不便,福田乡去南州市没有公路,高伯勋常在市里经商,以往来回都是坐轿子。这次就不同了,与两个提着梭标的民兵一道步行。好在高伯勋正当盛年,身强体健,走起路来并不吃力。
  
  两个民兵一个叫王友良,一个叫关林,都是刚满二十的农民,老实巴交,没有文化,又初出远门。这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到达南州市已是天黑时分,大街上亮起昏黄的路灯。此时他们饥肠辘辘,高伯勋已是身无分文,王友良口袋里还有张零票子,便在小摊上买了一只大大的烤红薯,掰成三截,他与关林吃两头,中间那截好的让给了高伯勋。滚热的红薯吞进胃里,填饱了饥肠,他们浑身暖和起来。
  
  高伯勋见银行已经关门了,便向两个民兵提出,要去公厕方便。王友良和关林依了,他们一道来到一间偏僻的公厕,高伯勋叫两个民兵守在门边,他提着裤头匆匆钻了进去。
  
  快到半个时辰了,还不见高伯勋出来,王友良不安地对关林说:“这么久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关林也放心不下:“你在这儿守着,我进去看看。”
  
  不一会,关林大步奔出厕所,脸色煞白,惊慌地说:“不好了,高伯勋这个混蛋逃走了!”
  
  王友良一听吓得头冒冷汗,一个箭步冲进厕所,一间间位子找遍了,哪有高伯勋的影子!后来他们发现,厕所后面有一扇天窗,高伯勋是爬上天窗,钻到屋顶上,跳墙从另一条胡同溜了。
  
  两个刚刚参加革命、尚无斗争经验的民兵碰上这档子事,懊恼不已。他们悔恨自己太粗心大意,让高伯勋耍了诡计,在眼皮底下逃之夭夭。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半夜下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原以为高伯勋从银行提了款,他们便可以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现在财神爷跑了,他们身上没有钱,只得蜷缩在街头的角落里一直坐到天亮。
  
  当夜下起大雪,积雪盈尺,天寒地冻。王友良和关林回家受阻,吃饭也成了问题,眼看就要沦为乞丐。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二人流落街头无路可走时,有个经营旅社的老板要把店子移往桂林,许多家具杂物需要搬往火车站,急需搬运工。王友良和关林年轻力壮,正好适合,他俩干了两天半,手脚利索,老板十分满意,给了双倍工钱。他们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而且在甩货的店铺里以极低价各买了一件皮背心御寒。雪后天晴,红日朗朗,王友良和关林踏着残雪回到了乡政府。
  
  二
  
  却说高伯勋那晚从厕所的天窗逃走后,因他对南州市的街道十分熟悉,轻而易举地甩掉了两个民兵。他看懂了时局,知道共产党坐了天下,对他这样有土地有财产的人是不利的,并且担心今后还有更严厉的政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他来到情妇花小葵家里,翌日上午,叫她去银行提了存款,两人一道去了香港,不久又辗转去了台湾。
  
  这时,台湾来了一大批从大陆逃来的国民党溃军,人满为患,物价飞涨,高伯勋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不免坐吃山空,日子过得紧巴。花小葵从小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这时竟然背叛了高伯勋,跟着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
  
  此时的高伯勋,日夜思念,心里不安的并不是他在大陆的家和结发妻子。他的发妻是父母从小包办的,相貌平平,没有文化,又不能生育,两人感情不深,根本谈不上恩爱夫妻,高伯勋一走,她肯定会改嫁别人。另外,他没有兄弟姐妹,一脉单传,父母早逝,家里只有一座空房,没有什么牵挂;花小葵弃他而去,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也值不得留恋。令他寝食难安的是押送他去城里取款的王友良和关林。这两个初出茅庐的民兵,也是两个老实巴交、忠厚善良的乡亲,他们的影子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是呀,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他却心怀鬼胎,半路逃跑,将他们骗了,他们回去怎么向上级交代呢?他们会受到严厉处罚吗?尤其是两人让给他吃中间那截烤红薯,回想起来至今暖人心肠!人家仁义之至,自己却是小人一个。高伯勋一想起这些,就觉得心头沉甸甸的,觉得自己欠了王友良和关林一笔难以还清的心债。
  
  后来,高伯勋偶然遇见了一个大陆同乡,经他介绍到一家小面馆帮工。女老板是个年近四十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店里的生意不错。这时,生活的艰辛已使高伯勋完全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女老板见他体格健壮,手脚勤快,颇有好感,两厢情愿结为夫妇。经过一番打拼,小日子过得不错,高伯勋到了知天命之年,喜得一子,取名高云峰。
  
  岁月悠悠,高伯勋的心债越来越沉重,愧疚之情与日俱增。他不知道两个民兵因为他的连累会是怎样的后果,日子过得如何?他很想回家乡去向他们赔罪,但两岸对峙,这只能是梦想。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改善,许多老乡纷纷回大陆探亲。高伯勋本想尽快回到家乡了却心债,谁料他突然患了高血压,中风半瘫,难以成行。儿子高云峰正在拼搏事业,他只得把一腔心债埋在心里。高伯勋在八十八高龄的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一字一泪地嘱托两件事:一是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叶落归根;二是代他向乡亲王友良和关林赎罪,请他们原谅他当年不得已之举。若他们已不在人世,一定要到仁济寺为他俩诵经超度。
  
  三
  
  五年后,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高云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来到蒸阳县福田镇(已由乡改为镇),乡亲们闻知后敲锣打鼓迎接台胞高伯勋的骨灰归祖。高云峰将骨灰安葬已毕,备了几桌酒席招待众位乡亲。这时他了解到,王友良和关林已先后离世,王友良的老伴与在东北工作的独生儿子一道居住。他俩都因为高伯勋受到牵连,尤其王友良吃的苦头更多。
  
  当年,两个民兵空手而归,乡长见他们没提回钱,反而让高伯勋逃走了,狠狠地批评了王友良和关林。偏偏有个区干部看到他俩穿着新买的皮背心,顿生疑心,认为他们是要了高伯勋的贿赂,有意让他逃走。王友良矢口否认,再三解释,可是无人作证,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王友良见事已如此,干脆把责任全揽了,开脱了关林。好在他俩出身贫苦,以往的表现很好,乡政府只是把王友良开除出民兵队伍,关了三天禁闭。
  
  抗美援朝时,关林为表明自己的心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第五次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王友良受贿放走了地主高伯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只有勤耕苦作,老老实实当农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揪住王友良不放,污蔑他是“内奸”、“反动地主的孝子贤孙”,拉到大队、公社批斗,最后大病了一场……
  
  高云峰遵照先父的遗嘱,在仁济寺给王友良和关林做了三天法事,超度亡灵。
  
  四
  
  高云峰在仁济寺办完法事,被周围的原始森林所陶醉,真有些恋恋不舍了。他本是在台北一家广告公司搞美术的,于是成天拿着本子在仁济寺周围写生。这天下午,他坐在云湖水库旁的山坡上,画着夕晖晚照下水库里的渔船。突然,他听到一个妇人揪心、压抑的哭泣声。他循声望去,只见临水的岩石上立着一个中年妇人掩面哭泣,似乎有轻生的念头。
  
  高云峰想:这位妇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佛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他轻手轻脚走过去,悄悄站在一株树后。妇人哭诉道:“春生儿,娘对不起你了。娘走上绝路,也是没有办法啊!”说罢双目一闭,便向水库跳去。由于高云峰距离她很近,又早有准备,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拽住了妇人的衣服,才没有酿成悲剧。
  
  他打量了妇人一眼,见她四十七八岁年纪,黑红脸膛,体格健壮,便问:“大嫂,有什么事想不开,非寻短见不可?”
  
  妇人也打量着这位救她性命的陌生男子,见他那模样,肯定是大城市里来的,不好意思开口,哭得更加伤心了。
  
  高云峰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再催问:“大嫂,请别见外,我不是歹人,有难处尽管对我说,或许我能够帮助你。”
  
  妇人见他态度真诚,心想大城市里的人见识多,文案也无妨,于是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原来,她叫徐凤阳,住在山脚下的枫林村,与王友良同一个行政村。她的丈夫叫王大凯,在家种地,独生儿子在南方一个城市上大学。昨天收到儿子的来信,说是没有生活费了,叫家里速寄500元钱给他。可是家里哪有钱呢?丈夫王大凯是个赌鬼,天天与村里的几个赌鬼守着牌桌,赌得昏天黑地。她同丈夫不知吵过多少次,无奈他恶习难改。昨天为了给儿子寄钱,她又同丈夫吵了起来,挨打受气不说,儿子的生活费仍然没有着落,一气之下,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高云峰松了一口气,笑道:“大嫂请放宽心,钱的问题好办,我完全可以帮助你。只是你先生嗜赌的坏习惯一定要改。”说着,他从钱包里抽出1000元递了过去。
  
  徐凤阳没有接,她怎能随便拿别人的钱呢?高云峰诚恳地说:“大嫂,快拿去寄给你儿子吧,农村孩子上大学不容易,不能影响他的学习呀!我是从台湾来的,虽然不是百万富翁,但还是有能力帮助你的。你要是实在不肯收,就当是我借给你,日后你有了钱再还我。”
  
  “台湾那么远,怎么还呢?”徐凤阳还在犹豫。
  
  “你就把它交给仁济寺的住持纯谷大师,算我的香火钱。”
  
  徐凤阳终于接过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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