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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堂汉子当保姆
我叫冯阿林，三年前，18岁的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一家专科学校。这对一般学生来说也算是高兴事儿，因为毕竟争得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可对我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我的唯一目标是考取军校，达不到这个目的，我的前途便一片渺茫。
我家在赣北一个小城，父母都是瓷厂工人。母亲下岗几年了，父亲老是领不到工资。我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两个读中学的妹妹。每年开学，为了三个孩子的两千多元学费，父母总是乞丐似的到亲戚朋友家去筹措。我发誓要考上不用交学费的军校，可是我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为了让妹妹有个好前程，我只得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几经周折，最后在深圳希玉电子元件厂落下脚来。我和五六个老乡住在一栋民房里。我刚来，下班后主动担当起为他们做饭的责任（原先他们是轮着做的），不知咋的，他们一致说我的菜炒得好，这让我对烹调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不仅买书钻研，有时上馆子吃饭还站在灶台边向厨师请教。这样日积月累，我还真的在这方面有了长进。
老板张瑞成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治厂极严。有一次我迟到1分钟，他不仅罚了我的款，还追问我为何迟到？我不得不说出在为工友做饭。当晚下班后，张老板来到我们租住的民房里，见我正忙着炒菜，拍着我的肩问：“冯阿林，你真会做饭？”我点点头，他拿起筷子尝了尝就走了。过了几天，他的助手韩芳要我去见老板。只听张老板说，他想请我做他的家庭保姆，他妻子身体不太好，我每天只要负责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就行，若有兴趣还可以辅导他女儿的学习。我担心自己做不好，张老板说：“我吃过你做的菜，你能行。”说到报酬，张老板说包吃包住，底薪1200元。想到现在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挣七八百元，想起家中的父母和妹妹，我一咬牙答应先试一个月。
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大男人会步入保姆的行当。张瑞成的妻子叫陶希玉，三十出头，他们的女儿叫张媚，8岁，读小学。平时，张老板在厂里忙生意，很少回家吃饭，我要照顾的其实只有她们母女俩。陶希玉是本地人，皮肤较黑，相貌也很普通。也许是家里太富有，养尊处优惯了，她不会做家务，脾气也不好。刚去的那几天，我洗的衣服晾错地方，我做的水煮鱼稍辣了些，都被她大骂一通。我忍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可能是我的宽厚让她感动了，一个月后，陶希玉对她丈夫说：“阿林干得不错，我满意，把他留下吧！”就这样，我正式成了老板家的男保姆了。
二、主人争吵我尴尬
事实证明，当保姆比在工厂干活轻松多了，我常常为自己钻了这个冷门而庆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我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把老板家的日常家务干得井井有条之后，我又面临着陶希玉的另一番考验。我多次发现要洗的衣服里装着一沓钞票，我毫不犹豫地取出来交给她。陶希玉没事时常跟一帮阔太太在外打牌，她房间里到处放的是钱，我打扫的时候只是帮她整理好，从不动一角一分。后来，陶希玉在牌友面前吹嘘她请了个好保姆，撩得牌友们很想见识，她就打电话回家，要我准备一桌饭菜招待客人。只有90分钟时间了，我冲下楼直奔菜市场，而后又拎着大包小包跑步回到主人家，煎、焖、煮、炖、炒……终于赶在客人到来时把饭菜做好。那帮阔太太吃饱喝足，都夸陶希玉有眼力。
渐渐的，我的品格和为人得到了陶希玉一家人的认可，我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
但我感觉这个富裕之家并不幸福。在张瑞成眼里，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陶希玉是没有多少地位的，而陶希玉又嫌张瑞成回家摆老板架子，夫妻俩很少有交流，有时说不了几句话就会争吵。有一次陶希玉有事打他手机他不接，回家后陶希玉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张瑞成说：“我忙得很哩！哪像你整天无所事事！”这一来一去就吵起来，越吵越凶，后来竟撕扯起来。在厨房忙活的我实在无法回避了，只好出去劝架。张瑞成推开我的手，抓起钥匙甩进公文包，扬长而去。
晚饭做好了，可流着泪的陶希玉任凭我怎么劝就是不吃饭，我只得陪小张媚一起吃。饭后，我辅导张媚做完作业，又去劝陶希玉。我说，你们夫妻相处多年，创下这么大的家业，外人都很羡慕哩,犯不着为这点小事争吵。陶希玉已没了老板娘的威严,她说：“阿林,你哪里知道啊,张瑞成以前对我挺好的,打从两年前我父亲一死,他觉得翅膀硬了,就变得没良心了。”接着,陶希玉向我讲述了她同张瑞成的婚姻——
“十年前,旅居菲律宾的父亲陶韶光留下我哥陶希伟在海外照管公司,带着我娘和我回深圳创办了韶光电子公司。当时,张瑞成大学毕业来深圳求职,我父亲见他来自闽西一个山区,为人本分,试用期满留下了他。由于他善于取悦我父母,我和我娘也对他有了好印象。一次,他借酒壮胆向我父亲说他喜欢我。当时,情窦初开的我在财会学校读书,正为自己长得太平常而苦恼,如今竟有个英俊小伙爱上了自己,顾不上仔细斟酌很快就嫁给了他。为了让我们单独创业,我父亲拨出300万元创办了希玉电子元件厂,作为嫁妆送给我,这样,穷小子张瑞成便坐上了老板的交椅。我原是法人代表兼会计,半年后怀孕了便回家静养,后来生了孩子,再也没心思去做那些繁琐的事了,在家混日子。两年前,我父亲去世了,我娘将公司转卖后,回菲律宾同我哥一起生活。这以后,我渐渐过上了挨骂受气的日子……”
讲到这里,陶希玉已泣不成声。我劝了一会儿,说时候不早了,催她快去休息。可她找遍了屋子也找不到开卧室门的钥匙。估计是老板拿错了,而他今晚是肯定不会回家的,我只好打的到十几公里外的厂里去找他。他已睡下了,我敲了很久的门,得知是我为老板娘找钥匙,他打开门又迅速掩上,遗憾的是他没把门关严,我一眼就看见他床上睡着助手韩芳——那个漂亮的北京女孩。张瑞成把钥匙交给我时,提醒我管住自己的嘴巴。我再三保证：“老板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我忽然对陶希玉产生了某种同情,又恨自己知情不报有助纣为虐之嫌。可我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
三、同情倾向女主人
从那以后,张瑞成回家的次数更少了,也不知陶希玉是否感觉到了他的背叛,反正她的情绪一直不好,动辄骂人。有一次她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她赌输了3万多元,还被别人骂作“倒霉猪”。饭后,她要我陪她去外面散散心。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深南大道,到处是忙忙碌碌的人影。我陪陶希玉走了一段路,她说走累了,便在一处幽静的茶坊里坐下来。她要了两份庐山云雾茶,边呷边说：“阿林,我怎么没有一个你这样的弟弟？叫我一声姐姐好吗？”我明白自己是保姆身份,这样称呼女主人未必合适,但为了让她高兴,还是点头叫了一声“玉姐”。她兴奋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今后我们就以姐弟相称吧,你不必叫我老板娘了。”我又点头。她继续说：“我有满腹心事,讲给牌友们听,她们要么不以为然,要么一阵哄笑,让我好不伤心。我多想把它向我最亲近的人倾诉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或许我能给你出点主意。”
陶希玉首先说的是,她后悔离开了工作岗位,她现在活得好无聊。我说：“你是元件厂的法人代表,随时可以重新工作呀。”陶希玉说：“哪有这么简单！元件厂通过七八年的发展,我已经很陌生了,张瑞成早就以种种借口,拒绝我参与管理,当然,我执意要管,他也没法阻挠,可我又会失去现在这份清闲与安宁。”这确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建议她不去参与为好,现在搞企业竞争激烈,过惯了闲散日子的她怎么吃得了这份苦？
陶希玉表示认同。接着她又问我：“张瑞成最近很少回家,你估计他在忙工作呢,还是在同别的女人鬼混？”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我不能有半点含糊：“玉姐,张老板事业心强,肯定在忙工作,你不必多心了！”陶希玉听罢凄然一笑：“阿林,你好会袒护他！你哪里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有过劣迹！”陶希玉告诉我,在我之前他们家有过一个保姆,那是她从劳务市场请来的一个18岁的贵州女孩。那女孩开初很听话,干活也勤快,但过了几个月就不听话了,有时还敢顶撞她,而张瑞成一回家就同她眉来眼去的。她觉得不正常,那天在外打麻将,她中途踅回家,果然逮着他们裸身在床……张瑞成怕她离婚,跪地求饶,而她看在女儿分上还真饶了他,后来,她就决定找个男保姆……
我心底感叹：原来她对丈夫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我只能违心地劝她要相信丈夫会改正,别无端猜疑,这样会搞坏自己的心情。陶希玉赞成我的观点,从此再未提起这事。
日子在平静中悄悄打发,失去丈夫关爱的陶希玉因为有了我这个“弟弟”,并没感到很孤独。她同那帮阔太太交往也少了,成天在我身边转。我做家务,她在一旁欣赏；我去买菜,她看我如何挑选,如何讨价还价。她每天最高兴的时刻要数晚饭后,那时我们牵上小张媚去溜达。在那个鸟语花香的园子里,她会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述某个阔太太的情感故事,我专心致志地听,不时提出问题,听完了还要评论一番。这让陶希玉很是过瘾。她说她有很多事窝在心里,憋得慌却无法诉说,现在终于有了个忠实听众。“谢谢你的夸奖！”我口里这样说,心下却在想：说不定某一天,你也是一个悲剧故事的主人公呢,可惜我无法帮你,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倾听来表达我的同情。
四、我本清白我怕谁
陶希玉家住的是一栋30层的公寓房,邻居来自世界各地,彼此不相往来。然而不久,我们认识了一对香港老人,男的姓邓,女的姓宋,他们每天早晚都爱坐在休憩园门口的椅子上,赏景看报。那天卖报的小孩没来,我帮急着看报的邓先生买了报,这样我们就交谈起来。原来邓先生是香港的老报人,退休后嫌香港人多嘈杂,在深圳买了房,每年大部分时间同老伴在这里生活。当他们得知我是陶希玉家的保姆时,很感兴趣。他们也想找个能干的男保姆,嘱我帮忙。
利用一个机会,我去希玉元件厂找工友,看他们有谁愿干。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锅台功夫”,想干而不敢干。邓先生的忙没帮上,倒是关于张老板的风流故事又听了一大堆。其核心内容是：厂里有点姿色的打工妹他都不放过,他最喜欢的仍是韩芳,据说韩芳已答应给他生个儿子,而没有儿子正是张瑞成多年的心病。我自然不敢把这消息向陶希玉透露,我只在心里默默地怜悯她。
那个周末的深夜,我在睡梦中被一声声哭叫惊醒,一看是陶希玉肚子疼得厉害。我和张媚都很紧张,打电话找张瑞成,他的手机已关,打到厂里,值班的人说他已同助手到广州办事去了。无奈,我只得背上陶希玉上医院。原来她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手术。我以她弟弟的名义,在那张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比较顺利,第二天,醒来的陶希玉感激涕零。在她住院的那段日子里,我在医院、家里、菜市场不停地奔忙,我要给张媚做饭让她准时上学,又要做陶希玉的营养病号饭送到医院。晚上她怕寂寞,还要陪她聊天到深夜才能回房睡觉。
张瑞成是在12天后才回家的,那时我正在做饭。我把陶希玉患病的经过向他说了,他漠然地点点头。我又建议他和我一同去接她出院,他只好去了。回家后,他向陶希玉解释他在新疆出差,陶希玉居然没有怀疑。后来我从工友处得知,他根本没去新疆,而是韩芳怀了他的孩子,发现是女胎后,陪她躲到广州做了人流。
不久是陶希玉32岁生日,我给她做了一桌简便的生日宴,等张老板回家。可等到晚上9点仍不见他回,我想打电话催他,陶希玉说不必了。她说：“他心里既然没有我,干吗要强他所难？”我们只好开席。从不喝酒的陶希玉喝了几杯红酒,显得很兴奋。饭后,她让张媚先睡,把客厅的灯熄了,开着柔曼的音乐要我陪她共舞。在摇曳的烛光里我们轻轻地跳着。“阿林,你对我真好！”陶希玉低声耳语,“我很累,让我靠靠好吗？”我不忍拒绝。陶希玉双手环住我的腰,把头靠在我胸前。一支曲子刚跳一半,张老板回家了,见此情景,顿时冲我大怒：“你小子色胆包天,竟敢勾引我老婆！”我忙说：“老板你误会了,我只是在陪她跳舞。”他喝道：“混蛋！有这样跳舞的吗？”我还想辩解,张瑞成把手一挥：“别说了,给我滚！”我不得不去住旅馆。走到门外,隐约听见张瑞成阴险地说：“我抓了你们多次了,今天总算逮个正着！”陶希玉说了句什么,张瑞成呵斥道：“我早就知道你们有奸情,陶希玉,我不欠你什么了,我们扯平了！”
天哪,原来张瑞成是在暗算我！他这样做为的是什么？我想,也许是怕我向陶希玉泄露他同韩芳的秘密吧？他一定是想以此为借口逼我离开。我明白自己成了他们夫妻战争的牺牲品。
第二天一早,我敲开张家的门,要他结清这个月的工资。张瑞成想赖账,我语气坚定地说：“张老板,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别以为我是保姆就好欺侮,告诉你,我虽然没钱,可我有人格,有尊严！”“你想怎么样？”“我要上劳动仲裁法庭告你！到时候你不仅少不了我一分钱,恐怕你的‘好事’也保不住！”听了这话,张瑞成心虚了,再看看我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只得乖乖掏钱。接过钱,我冲他怒吼：“姓张的,你太霸道了！你诬陷我的清白,当心遭报应！”
离开张家后我茫然不知何往,这时正巧遇上那对香港老人。我灵机一动,说你们嘱我找的男保姆已找到了。他们高兴地问人在哪儿？我笑着指了指自己。他们说不是开玩笑吧,我说我已经在张家辞了工,正要走呢。于是,邓先生夫妇又把我带进了这座公寓楼……面对新的主人,我决心凭自己的诚实劳动,去书写保姆生涯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