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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利-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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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义”而轻“利”,这一点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论语·里仁》里引孔子的话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一切以“利益至上”原则来行事,则人与人之间的怨恨无疑会加深。孔子这样说,是合乎实际的。我们都很熟悉孔子这样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将“君子”与“小人”的分别,说成是“义”与“利”的区别,这一点,得到孟子的继承。孟子也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人”,孔子给出的标准,就有“见利思义”一条。“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更不是“唯利是图”,这是儒家人格非常令人敬重的所在。孔子的弟子子夏要到莒父做县长,向孔子问政。孔子给出的答案是:“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大约是非常反感“见利忘义”的行为的,所以对子夏进行谆谆教诲。孔子自己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义”是居于首要位置的,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不去追求“不义之财”,这可以说是孔子的道德底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孟子》首章,记载孟子见梁惠王情形。梁惠王对孟子说,你不远千里而来,肯定会有一些对我国有利的建议吧。孟子的回答却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按照孟子的逻辑,只要行仁义,利自然就在其中了。《孟子》记载一次孟子和宋荣在石丘相遇,宋荣告诉孟子他要去劝说秦楚罢兵,孟子问他如何劝说,宋荣说我将对他们说交兵的不利之处。孟子则告诉宋荣,你应该用“仁义”劝说秦、楚之王罢兵:“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孔孟重“义”轻“利”,是否意味着,孔孟对“利”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这样看问题。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富与贵符合道义,那将如何?我想孔子大约也不会拒绝吧。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可见,“富而好礼”,孔子也是赞成的。“越穷越革命”,这种怪思想,孔子是没有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及弟子被围于陈、蔡之间,绝粮,弟子有怨色,只有颜回理解孔子,孔子很欣慰,同颜回开玩笑:“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假如你有钱,我给你理财。颜回自然终生贫穷,但孔子这样说,可见他并不仇富。只要符合“义”,富和贵,孔子是不反对的。孔子讲“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意思是:“只要靠诚实劳动,付出一定力量获得财富,也算仁德。”这很能说明问题。孔子反对的“不义之财”,大概是“不劳而获”吧。统治者,不就是“不劳而获”吗?
  
  孟子对统治者“不劳而获”是痛心疾首的。孟子用偷鸡打比方,辛辣嘲弄统治者利用高额赋税盘剥百姓,就是个著名例子。孟子之所以主张“义”重“利”轻,不是说“利”本身不好,而是统治者靠剥削发“不义之财”,这是不好的。事实上,孟子的“仁政”理想,“先富后教”是基本国策,其中为民生利,是首要的。孟子讲“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实就是“为民生利”的意思。老百姓只有“养生丧死无憾”,统治者才能进一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教化百姓,社会才能和谐,这也就是管子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不要“不义之财”罢了。儒家是道德哲学,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义”,即孟子所谓“羞恶之心”,“利”被包含在“义”之中。“非义之利”被排除在儒家哲学思想的外面,符合“义”的“利”则被包含在儒家哲学思想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儒家主张“义”,其实“利”在其中。与之相对的,是墨家重“利”,但“义”在其中。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哲学,处处言“利”,但墨家的“利”,不同于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那种“私利”,墨子讲的是“公利”,是为了谋求英国哲学家边沁在《政府片论》中所说的那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里面自然就包含“义”的思想。
  
  今天的中国,首先要富起来这一目标,我们正在慢慢靠近。但富起来之后,“道义”问题就很重要了。为什么社会上“不仁不义”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唯利是图”的思想泛滥?回头看看儒家“重义轻利”“利在义中”的优良传统,或者墨家虽然处处言“利”,但“义在利中”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当今社会“重利轻义”,甚至“唯利是图”的不良社会风气,应该是一剂清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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