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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讲究师道。《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韩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师之所厚，道之所存。”中国的艺术史，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师承衍化史、尊师重道史。
蒋天枢是陈寅恪先生早年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生。1949年以后，十余年间师生二人只见过两次面。1964年，病栩之上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自己体力不支、大限将至，此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但至今尚未整理出版的著作。当年，自己的好友王国维投湖自沉前曾写下遗书将生前书籍托自己处理。如今，自己又能托付于谁呢？思来想去，陈寅恪觉得唯有与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可以当此大任。于是，病榻之上的陈寅恪将自己的著作全权授于蒋天枢整理出版。如果说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那么蒋天枢则是陈寅恪的托命人。对于老师的这一“性命之托”，蒋天枢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担起这副重担。于是，在从老师手中接过著作的那一刻起，蒋天枢就决定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全身心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事实证明，蒋天枢的确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托。他集十余年之功，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此外，他还编撰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公垂学林。后业，承担该书出版任务的古籍出版社事后拿出1000多元稿费作为对蒋天枢劳动的报酬。当时蒋天枢的工资是每月200元。1000多元相当于近半年的收入。但是对于这笔当时已经算是巨额的稿费，蒋天枢是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理由是：学生替老师编书，怎能收钱？
有道是薪火相传。蒋天枢严守师道、恪守师礼的这种精神传统在他的弟子章培恒身上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章培恒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著名的文学史家。当年他做蒋天枢的弟子时不仅从老师那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领略了老师关于“尊师”的教诲。他曾听人说起，当年自己的老师蒋天枢有一天去拜访老师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经目盲，生活全仗夫人照顾。那天碰巧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蒋天枢。而陈寅恪只顾自己径直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要知道那时蒋天枢也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老师尊师重道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许多年后他终于也像他的老师一样上演了一出尊师的佳话。一天，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办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不料，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老师所住的宿舍门口时，遍地积水，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于是，章培恒提出要背蒋天枢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近年花甲。对于学生的这一举动，蒋天枢是坚持拒绝。于是便出现了这样感人的一幕：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黑夜里穿着一双白袜踩着雨水跟在老师的身后。
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这表明师承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阶梯。有无师承，师承何人，往往成为学人能否成才的一个关键。中国学问的一大特征就是，师生之间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生命人格的影响。从陈寅恪到蒋天枢，从蒋天枢到章培恒这固然有师承上的一脉相袭，但更重要的是章显了师道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