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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没尺子，估计她用“CM”做单位，姥姥也不懂得，我妈是用线量的，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了她小小的自矜：我，也有蚊帐了。
我和姥姥的蚊帐扯上关系，是30年后的事。那几年，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三度约车治装，是不小的开销，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那一床蚊帐，我妈给我的时候千叮万嘱：“这是我上大学时候，姥姥给我做的，你爱惜点儿。”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就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这么一笼，我感觉翻身都难；它孔眼大，疏疏落落像蒸馒头用的笼屉布，充满了“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那细蚊可不君子，见人照咬如仪；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有生命的事物都会面临死亡，雪白的棉桃此刻骸骨生虫。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洁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它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是故纸堆、旧窖藏、米烂陈仓的色调。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物件。
大学是不是非得有一床蚊帐？我妈当年的行为，算不算虚荣心作祟，和“00后”们向家长要“爱疯”、“爱拍”是不是一个性质？我猜我姥姥没想这些，她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没有，这不丢人，也不是啥光宗耀祖的事。人家有，我妮（女儿）也可以有。输人不能输阵，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尽她所能，竭其所有。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我妈，从学生到人妇人母，从武汉到东北再到武汉，走过多少城市又换过多少住所，八千里路，云来月往，她一直带着这土布蚊帐。到最后给了我，是希望它发挥最后一次余热吧，它做到了。物若有灵，也算死得其所。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两边老人，两个孩子，无数沾亲带故的农村亲戚。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如果穷就是破烂，就是一无所有。该有的电器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该有的四季衣物我也全有，是我妈做的，姐姐们穿剩了给我，不断短了又加长，我妈硬有本事把它处理成华美的滚边，像复古，像VINTAGE。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很，也是我妈的手工。她为我们打理一切，正如她的母亲之为她。我物质上明明是贫乏的，却从来不曾感觉到寒酸卑微。贫穷不是耻辱，但活得不体面足展示匮乏，如同展示结痂的创口，非我家风。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外婆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这人生更丰盛富饶。
是的，姥姥的蚊帐，我的文章，都是我们能给子孙的，含笑而略略酸楚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