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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上活着，都要“力争上游”，但老子却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不是叫人“甘居下游”吗？是的，处下，有处下的好处。老子用“水”来讲这个道理，他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处众人之所恶”，就是“甘居下游”，“甘居下游”，自然是“不争”，“不争”而“善利万物”，这样崇高的精神品质，自然“几于道”了。
世上庸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争”得个不亦乐乎。民间有句俗语：“针尖对麦芒。”针尖也好，麦芒也罢，都是锋利之利，相互争斗，难免不伤人。伤人，最终伤己，有什么好处。老子反对争斗，要求为人要学会敛藏自己的锋芒，不要当针尖，也不要当麦芒。凡事要争个高低，哪有那么多高低？到头来，只会害到自己。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常保。”这是警告那些常常把自己当针尖当麦芒、什么都要去争斗一番的人，小心自己的针尖呀、麦芒呀什么的，在争斗中折断了。老子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是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去“优尸百万，流血千里”，实在是非常芒唐。所以庄子讲“蜗角虚名”的寓言，能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在名利面前，不争，实则是一种为人的胸怀。老子讲“虚怀若谷”，一个人的胸怀，应该像山谷一样博大，能容纳百川。越是崇高伟大的人，越是“虚怀若谷”，“甘居下游”。老子又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想一想《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个故事中，信陵君为了招揽贤士，“虚左”，也就是把马车上最尊贵的位置让给平民侯生，还亲自为他驾车，作为贵族，信陵君对平民的如此礼遇有加，实在很不简单，所以侯生能够以死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处“下”不是没有进取心。人人常常批评老子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认为老子过于保守退缩。其实，老子的原话是：“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按照陈鼓应先生的翻译，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百物的首长。”这句话与保守退缩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是说，真正的领导者，恰恰是在人民面前虚怀若谷的人。这句话实则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一脉相承的。甘居下游，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从而成为首长。这就是老子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实则也是“处下”的最好写照。他为了年轻人的进步，耗费了自己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改稿子，推荐他们的作品发表。即使有人恩将仇报，他也痴心不改。
处“下”需要一颗博大慈悲、富有包容的心。他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他愿意甘居下游，去为别人的成长铺路架桥。他不愿做珍珠，让人艳羡；他愿做铺路的石子，为人们铺平一条宽阔的路。因为有包容，所以不争；因为有包容，所以能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他给了别人空间，他自己也有了空间；他让别人天宽地阔，他自己也天宽地阔。这样看来，你要是天宽地阔，还是针尖对麦芒？
读到胡适先生的一则轶事。1921年，梁启超请胡适为自己的《墨经校释》写一个序言。胡适写了篇长文，赞扬梁氏对墨子研究的贡献，然后直率地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梁读后颇不快，在排版时，故意把胡适写的序放在末尾，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书前。
梁氏的做法有些孩子气。胡适一笑置之。在日记中，胡适这样评价自己与梁氏的这次学术交锋：“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地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胡适有着处“下”的良好风范，不计较，不斗狠，与梁氏的真性情相对应，胡适更显得博大雍容，温柔敦厚，有非常厚重的君子风。
处“下”不是懦弱，不是任人宰割。中国文化从来不缺乏勇于抗争的因子。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时，处“下”无论在道有，还是儒家，都是一种谦谦君子的风范，都受到肯定。孔在弟子面前，人来不是高高在上，相反，他与弟子平等对话，有时甚至被弟子逼得对天发誓，好可爱的一个老头儿！譬如弟子子路非常不满孔子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因为南子这个人行为水端。但孔子却对天发誓说，如果我与南子的会面不合乎礼法的话，“天厌之，天厌之”。在孔子心目中，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老师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这样看来，“甘居下游”，不是自甘沉沦，也许恰恰是向上的阶梯。譬如大炮，后坐力越大，射程才可能更远呢！处“下”，不就与这火炮的后坐力有相似的道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