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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南
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一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是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半岁时，她右耳失聪，左耳听力损失大于105分贝。
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内敛的性格，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一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对她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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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南出生在湖南一个叫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他们把诗意寄托在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梦南都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也从未张口说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但大部分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她木讷的表情。
江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带着她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确诊结果是“极重度神经性耳聋”。江梦南3岁前，夫妻俩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带着她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四处奔波求医需要花费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在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经营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开支，赵长军买了一台盒式的助听器给女儿。
那是一台有些过时的机器，300多元，主机和当时的寻呼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害怕女儿受不了，先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随后，他们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的声音还是没有反应。“几乎相当于一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梦南的母亲江文革说。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却又盼望在某一个瞬间，她突然被巨响吵醒。
这种事却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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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對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
“她能从我这里要钱，去小卖部买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赵长军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江梦南1岁4个月时，赵长军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无功而返。回到住处，他们沉默着打包行李，江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一不小心球滚落到她够不着的地方。
“啊啊。”
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以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两个人都从这一声喊叫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她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江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无法理解声音的内容。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让她得以融入有声世界。
从北京回到家后，赵长军夫妇更加坚信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说话。他们每天都抱着女儿，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摆放舌头。
一开始，江梦南只张口，没有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让她感受说话时的气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言语康复机构学习。她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除了老师，整间教室就她一个大人。但这没有妨碍她认真听讲，她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
江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发出每个音节、每个字时的口型，以及舌头的状态和摆放位置。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难事。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意志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江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便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她几乎每天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紧盯着播音员的嘴巴。她一天至少要看3档新闻节目。
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江梦南6岁前。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语言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水平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很多同龄孩子识的字更多。现在，她6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经历，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说中，像别人的故事。但她习得的技能永远刻进大脑，往后的日子里，她在面对命运不公的同时，也会得到命运的独特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