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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婆婆出生在瑞典一个富人家庭，为了爱情，她选择了私奔，也就自动放弃了贵族身份。她和我的公公相濡以沫，生下了３个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她没有抱怨，把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靠着她和公公的共同努力，家里不仅有了轿车、别墅和花园，又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了时装设计师和模特儿等。
婆婆的奉献、吃苦耐劳以及精明能干毫无疑问地使她成为家里的实权人物。平时，公公、Jan和哥哥、妹妹都对她言听计从。即使婆婆有些时候固执得过分，大家也都迁就她。最初她对我很热情，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曾让我感到了母爱。可是相处久了，我就发现一切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简单。婆婆虽然出身名门，可毕竟40多年忙于家务，和社会接触很少，因此她所接受的教育和一些知识都显得有些过时而陈旧。偏偏她又没有意识到这些，非常刚愎自用，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永远正确。
一次我和Jan买了20万法郎的股票和基金，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投资方式，但婆婆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她责问我为啥不像所有的中国人那样，把钱存进银行里很保险地拿利息，而去毫无意义地赌博？她甚至说这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尽管我当时很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向她解释，这是一种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行为，而且家庭理财在欧美国家都很流行。虽然向她讲了很多有关证券投资方面的知识，但最后婆婆还是气乎乎地走了。
后来儿子卡尔松出世了，我认为孩子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应该学点儿中文，长大了好不要忘记中国这个根。所以从３岁开始就系统地教小卡尔松中文，在一个缺乏外语的环境中学习外语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小卡尔松当然也不愿意，但是迫于我的“淫威”，也不得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学着。
没想到这件事竟导致了一场重大的婆媳冲突。本来法国的婆媳关系很简单，双方不住在一起，就是逢年过节走动走动，在中国人看来，双方客客气气，不亲热但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事情发生在婆婆的一次来访，当时她发现我正严肃地教小卡尔松学中文，儿子乘机向奶奶告了我一状。老太太立即指出这么小的孩子学两种语言会影响第一语言的掌握，而且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思维发展。我也据理力争，欧洲许多人都会说两种以上的语言，坏影响在哪里？再说，说到底，多学点儿知识有什么不好？
就是最后这句话将一场讨沦变成了争论。婆婆冷冷地说，我的孙子没有必要这么有知识，只要快乐就可以了。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人！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不是胡搅蛮缠吗？好在Jan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情况有些了解。等我冷静下来，他开始做我思想工作：“法国人认为小孩子就是玩，玩得高兴才行。你看我哥哥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才开始学20以内的加法。”提起这件事我倒确实有印象，去年去丈夫的哥哥家，发现他的孩子上小学了还在学20以内的加法，还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也值得表扬！中国的幼儿园孩子就会。”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丈夫也有他的道理。“我知道中国有一句言行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人的一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短跑，所以起跑慢一点儿没有关系，关键是持续力。那就不应该追求快速起跑，你们中国足球，少年队非常优秀，青年队也不错，可是到了成人就不行了。还有，和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孩子相比，中国的孩子起跑得够快吧，怎么诺贝尔奖发了这么多年，至今没有一个本土的中国人得过奖？为什么？”
尽管我和婆婆之间有些小小的摩擦，但她对我们依然很好。每次离开婆婆家时，老人总是给我们准备一个星期的食物，大包小包的。告别的时候，抱着我亲了又亲，我总是很感动，继而良心会受到谴责：我为什么要和婆婆去争呢？她是一个这么好的老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要用我的观念去衡量她呢？
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认真地思考我和婆婆的关系，我发现我和婆婆存在的是意识和生活方式上的矛盾。除了我不太赞成婆婆的某些生活观念外，我还是很尊重婆婆的，因为她真的是一位善良能干的老人。此后，我就有意经常过去帮她干家务，在谈笑中进行思想沟通。后来我还请一位中国医生用针灸疗法，帮她治好了多年不愈的关节风湿病，这使婆婆大为感动。一次在聊天时婆婆感慨地说：“这一辈子，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非常爱我的家人，而且很努力地让他们幸福。我只希望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好母亲。”也许是说到心里去了，婆婆有些激动，眼睛都湿润了。我被婆婆的母爱感动了，这一刹那，我好像看到了我远在中国的母亲，我情不自禁地说：“妈妈，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好妈妈！我很自豪我有您这样的好婆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