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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旗人刚进北京，没地方住，顺治皇帝想搞一场大拆迁，让内城市民搬出去，给旗人腾地方。内城市民当然不愿意搬，于是朝廷制定了三条政策：老房子还想再住的，可以连砖瓦带木料一块儿拆掉运走，自己换个地方重建；如果觉得运砖运瓦太麻烦，愿意空手出门，可以领到一些补偿款；要是既不想拆房又不愿领钱，赖着死活不走，那也没关系，等着挨刀。这三条政策等于划了三条道儿：要么自己动手拆房子，要么让政府动手拆房子，要么让政府把你宰了然后再拆你房子。反正不管怎么说最后都是要拆你房子。
每回读史至此，我都忍不住想起《圣经·旧约》里耶和华老师对大卫说的话：“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乍一听好像给了自由选择权，民主得很，其实哪条选择都是让你死。
像这样把人往死路上逼的强制拆迁，清政府搞过很多次，不仅在北京搞过，在四川和宁夏也搞过，每次都是将原住民迁走，腾出地方给旗人盖房子，建成一座又一座的“满城”。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常讲清朝初年的圈地运动，其实清政府的罪行除了圈地运动还有拆房运动，其暴力程度比今天你在新闻纸上见到的那些强拆事件犹有过之，不信您去翻翻《顺治实录》或者《康熙实录》，一股血腥味儿跃然纸上。
进入乾隆朝以后，旗人大概住安稳了，圈地运动和拆房运动渐渐少了，这时候的清政府虽然仍在继续搞拆迁，但是跟清初相比实在文明得多。举个例子，永定河您知道吧？这条河经常改道，曾被称作是“黄河第二”。乾隆十六年，兼管永定河治理工作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向乾隆汇报说，河北省永清县（今属廊坊市）有十几个村的村民在永定河故道上盖房子，哪天河流泛滥，这些村民是会被淹死的，地方政府多次劝他们搬走，他们就是不听。乾隆批示道：“查实愿迁，即给与房价，其不愿者俱令出具甘结。”（《乾隆实录》卷389）愿意搬的就给他们补偿款，意思是不愿意搬，让他们在协议书上签字，将来被水淹了责任自负。方观承按乾隆的批示去做工作，多数村民都表示接受拆迁，只剩董家务（今属永清县韩村镇）和惠元庄（今属永清县澜城镇）两个村子不想搬。三年之后永定河果然泛滥，“董家务、惠元庄居民瓦土草房悉被淹淤。”（《乾隆实录》卷466）乾隆说，这两个村子的百姓以前想不通，现在遭这场大水，应该想通了吧？“宜乘此时给予搬移之资，务令迁徙堤外。”趁这个机会发给他们补偿款，让他们搬迁到安全地带。
愿意搬就搬，不愿搬就等着你想搬的那一天，决不强逼任何一个钉子户，这乾隆的拆迁政策真是人性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算得上是阳光拆迁了。
也许您会把这次阳光拆迁归结于乾隆的人品，夸他是仁德之君。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拆迁的动机不一样。以前顺治拆迁是为了给旗人腾地方，对他们旗人有利，所以拆迁起来特别有激情，宁可逼死钉子户也要将拆迁工作进行到底；而乾隆这回拆迁是为了不让老百姓淹死，是纯粹从公益角度出发的，所以拆迁起来就不那么有激情。
我的意思是说，真正为了公益的拆迁是不会沾血的——为了公益而已，组织拆迁的官员又落不到好处，没必要让自己手上沾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