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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我父亲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乡村长大的时候，只有富有人家才有能力供儿女受教育。父亲出身贫苦农家，他常告诉我们说，就他记忆所及，他从未有过不用工作的一天。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不做事的观念。事实上，他不能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做事。
父亲读五年级那年，家里不顾他的老师和村中牧师的反对，硬要他退学。老师和牧师都认为父亲是读书的料，可以接受正式教育，父亲却到工厂做工去了。
从此，世界便成了他的学校。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他阅读一切能够接触得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他爱听镇上父老们的谈话，以了解我们布斯卡·格里亚家族世世代代居住的这个偏僻小村以外的世界。父亲非常好学，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不但随同他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后来还遗传给了他的家人。他决心要让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受良好教育。
父亲认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我们晚上上床时还像早上醒来时一样无知。“该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常说，“虽然我们出世时愚昧无知，但只有蠢人才永远如此。”
为了防止他的孩子们堕入自满自足的陷阱，他坚持要我们每天学一样新的东西，而晚餐时间似乎是我们交换新知的最佳场合。
我们从没有想过要拂逆父亲的意愿。所以，每次我们兄弟姊妹聚集在浴室里洗手准备吃饭时，我们都必定互相询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也没学到”，那么，我们一定会先在我们那套残旧百科全书里找出一点什么来，否则就不敢上桌吃饭，例如，找出“尼泊尔的人口是……”。
我们每人有了一件“新知”之后，便可以去吃饭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饭桌总是高高地堆着面食，往往高得使我看不见坐在对面的妹妹。
晚饭时声音嘈杂，杯碟的碰撞声衬托着热烈的谈话声。我们说的是意大利皮德蒙特方言，这是为了迁就不会说英语的母亲。我们叙述的事情不论怎样无关紧要，也不会不受重视。双亲都会仔细聆听，并会随时作出评论。他们的评论往往深刻而带有分析性，非常中肯。
“这样做很聪明。”
“笨蛋，你怎么会这么糊涂。”
“这样说来，你只是咎由自取。”
“可是，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真笨，难道我们没有教过你吗？”
“好，那真是不错。”
然后是压轴戏。那是我们最怕的时刻——交换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
这时，坐在餐桌上位的父亲会把椅子推向后面，斟一杯红酒，点一支香浓的意大利雪茄，深吸一口，将烟吐出，然后扫视他这群子女。
这个举动常常令我们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们也瞧着父亲，等他开口。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不好好地看看我们，不久我们长大之后，他就会看不到我们了。所以，他要盯着他的孩子们看，看完一个又一个。
最后，他的目光会停在我们其中一个身上。“费利斯，”他叫着我的受洗名字说，“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些什么？”
“我今天学到的是尼泊尔的人口是……”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一向都觉得奇怪，不论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父亲都不会认为琐屑。首先他会把我所说的东西仔细想想，好像拯救世界就要靠我所说的那句话似的。“尼泊尔的人口。嗯。好。”
接着，父亲会看看坐在桌子另一端，正在照例用她喜欢的水果调配一点剩酒的母亲，问道：“这个答案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总是会使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尼泊尔？”她会说，“我非但不知道尼泊尔的人口有多少，我连它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当然，这种回答正中父亲下怀。
“费利斯，”父亲会说，“把地图拿来，我们来告诉你妈尼泊尔在哪里。”于是，全家人开始在地图上找出尼泊尔。
类似的事情一再重复，直至全家每一个人都轮过了才算完。因此每次晚餐之后，我们都会增长六种诸如此类的知识。
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一点也觉察不出这种教育的妙处。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走到屋外，去跟那些教育水平不及我们的朋友一起玩喧闹的踢罐子游戏。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父亲给我们的是一种多么生动有力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家人一同长进，分享经验，互相参与彼此的教育。而父亲通过观察我们，聆听我们的话，尊重我们提出的知识，肯定我们的价值和培养我们的自尊心，毫无疑问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导师。
我进大学后不久，便决定以教学为终身事业。在求学时期，我曾追随几位全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学习。最后我完成教育，具备了丰富的理论、术语与技巧，但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发现那些教授教导我的，正是父亲早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不断学习的价值。
父亲知道，世上最奇妙的东西是人的学习能力，极小的知识也可能对我们有益。“生也有涯，”他说，“而学海无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于我们学到的东西。”
父亲的办法使我终身受用。如今，我每晚在就寝之前，都会听见父亲在说：“费利斯，你今天学到了些什么？”
有时候，我对我在这一天学到的东西可能连一件也想不起来。这时，尽管我一天工作得很累，我也会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架上去找点新的东西。做完这件事，父亲和我便会安心休息，知道这一天没有白费。毕竟，谁也无法预料，知道尼泊尔的人口会在什么时候对你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