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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7。9%的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做好人的成本具体体现在哪儿？71。0%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纯；62。4%的人认为是得不到鼓励还要付出代价，心理不平衡；50。6%的人认为会被嘲笑，被认为太傻；31。3%的人感觉做好人经常感到孤独，陷入自我怀疑。
从绵延多年的熟人社会走进各行其是的陌生人社会，充满陌生人的关系网上，结满了契约失守、不相信陌生人、好人吃亏的“果子”。市场经济在成长，而“好人有好报”的朴素道德观却在被撕裂。当契约精神没能在陌生人集结的过程中盎然生长，本该薪火相传的社会互信感，便只能在契约、道德失守中灰飞烟灭。这种情境下，人们不仅在交往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社交成本，甚至想做一个好人，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如此境况，不禁让人哀叹：“做一个好人好难。”
好人难做的背后，或许正是普通人难以背负的代价，它不仅来自“很傻很天真”的道德嘲讽，也有“动机不纯”的人格怀疑，更有可能遭遇身体重创、付出血的代价，甚至遭遇“按社会情理推定”的司法判定的无妄之灾。无数成本层层加码，最终成了压垮骆驼的千钧稻草。
如果你足够细心，也许就会有所意识，当做好人必然付出成本时，人心与道德也必然随之结冰。那么多人对匍匐在地的老者视而不见，那么多人对痛苦呻吟的孩童见死不救，甚至有孩子欲扶助，多数家长也是横加阻拦。公众道德之所以斯文扫地，正是因为人们心里拨弄着一把计算成本的算盘。这成本，不仅让好人陷入了过度沉默，也让更多遭遇困境的人，深陷算计泥淖，难以自拔。
这些年来，面对道德困境，人们一次次疾呼“救救冷漠的自己”，“拯救日渐消失的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因为做好人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让每一个试图做好人的人，几乎陷入了过度沉默。马丁·路德·金曾说：“历史在记录这个社会转型期时发现，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好人的过度沉默确实是社会的莫大悲哀，但要让好人都站出来，就必须稀释做好人的成本，消解做好人的风险，给予做好人的勇气。其中，公共部门怎样从契约、法治等多角度建构一种社会公信机制，怎样为好人好事打造一种周到、细致的保护措施，怎样在陌生人社会建立一种互信的公共秩序，重建社会的道德价值，也许是从公共空间的维度为好人找寻出口的方式。
对每个人而言，当成本一次次被重提的时候，却也不要忘了爱与善的要义。做好人需要付出爱与善，而爱，本就需要担当的勇气。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付出爱，做一个好人，尤其是不沉默的好人，多么困难，却又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