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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散了很久的步,回到家倒头就睡,连手机都忘了关。正睡得不知所以,突然被手机铃声吵个半醒,我没睁眼睛。任它响。第二遍铃响的时候,我被迫彻底清醒,拿起电话。来电显示是同学Z的手机号码。看看表,已是凌晨两点。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莫非是出了什么事情?我连忙接通,还好,耳边传来他正常的声音。
“喂,你睡了吗?”
“已经醒了。”我说,“什么事?”“是不是有些打扰你?”“没关系,反正已经被打扰了。”我开玩笑,“有事就说吧。”
“我没什么事。”他说,“就是睡不着,所以想和你文案话。”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噢。”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不过立马就开始愤怒。睡不着就找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陪聊的吗?我气不打一处来。不过,再想想,也就算了,毕竟是死缠烂打过三年的同学。虽然彼此一直都有默契,属于他是我的青衫之交我是他的红颜知己的那种,却也不是经常找我。而且,或许他还有什么苦衷没有说出来,另外,我毕竟也已经醒了。在我舒缓愤怒的空当里,他似乎也在犹豫。终于,他又开口了:“你丈夫不在家?”“不在。”我说。心想幸亏我丈夫不在家,不然这电话来得还挺不好解释呢。“那我就放心了。”这个笨家伙老老实实地说,“我说的放心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怕打扰他,也怕他误会。”他的言语在停顿中跳跃,“我知道自己不该打这个电话,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太不礼貌……”
半夜打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唐突行为的本身道歉?他的啰嗦,让我差点儿笑出来。我想起来那个经典的段子。一位护士叫醒了正在酣睡的病人,原因是病人该吃安眠药了。
“可我只是想和你文案话……”他接着说。“没关系。”我说,“真的没关系。”我们都沉默下来。我突然感觉非常难过。我真的已经不怪罪他了,可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安慰他,怎样做才能让他相信我对他的打扰真的已经毫不介意。是的,不过是文案话。此时此刻,我愿意相信他的目的就是这般泉水一样的单纯。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似乎不太相信自己轻易就能获得同样单纯的理解和接受。难道为了饮下这口单纯,我们仅仅掬水入唇还不够,还必得披荆斩棘搬石头去寻找那个十万八千里的泉眼?还必得在说话这个词周围加上一些前缀或者后缀,搞出一堆复杂可笑的定语或补语?难道这样才能给语言环境创造出习惯的安全感?—难道我们必得如此?
我突然想起央视“艺术人生”的一次访谈中,主持人朱军问彼时还单身的演员王志文:“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想,说:“就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
“这还不容易?”朱军笑。
“不容易。”王志文说,“比如你半夜里想到什么了,你叫她,她就会说:几点了?多困啊,明天再说吧。你立刻就没有兴趣了。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找到一个你想跟她说,能跟她说的人,不容易。”
是的,这很难。或许你人缘不错,和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甚或是骨肉交融的爱人,你也未见得想什么时候说话就和他说话,什么时候想和他说话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紫陌红尘,熟悉的容颜千千万万,通讯录上的名字万万千千,有几个人能让你有这样的安然和把握,去随时随地畅所欲言?
终于,我和Z开始聊天。聊的多是同窗时候的事。他讲我的课间操姿势如何不标准,我讲他如何和同学拉起椅子打架,还聊到某位男同学一次吃16个馒头,某位女同学在愚人节那天同时给两个男生写情书……他居然还记得我和一位语文老师的过节:那位语文老师讲课很无趣,我不爱听他的课,一次,故意设圈套问他每位老师讲课是不是都有自己属意的特点,他说当然如此,我问他你的风格是什么,他自谦说自己没有风格,我连忙做恍然大悟状,道:原来没有特点就是你最大的特点啊,怪不得我这么不喜欢听你的课呢。
寂静的深夜中,我们哈哈大笑。Z感叹道:“那时候我就惊奇,怎么会有这么直率的人,心透明得像玻璃一样。”
这是他能够在深夜把电话打给我的原因吗?他也说起了自己现在的一些事。身在仕途,看起来是一条大道往前奔,但他的感觉常常却是迷茫的。他说他几乎每个深夜都不能自然入睡,心里空落落的,时不时地会涌起隐隐的痛楚。他和我一样,都做过几年教师,后来阴差阳错地入了官道。“我常常想,其实自己只是适合当老师的。”他说。那次聊天,聊了一个半小时。他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他说他怕我累,我说没关系。于是又聊了几分钟,他的声音开始倦怠,我才蓦然明白:他累了。其实我也累了。他问我累不累是想以关怀我的名义结束这次聊天,而我说不累则是为了让他的孤独释放干净。总之,因为客气。我们都没有说出完全的真话。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见人就问好,分手道再见。我们喝汤不出声,嚼食不露齿。我们长裙折扇形容淑女,西装领带装扮绅士,下出租车等待门童护顶,进别人家首先乖乖换鞋—我们用常规行为来展示文明,用琐碎细节来约定教养,用这一切来衡定所谓的素质,水准,乃至生活质量。在这种指数越来越高的生活质量中,再亲密的人也有了顾忌,再相知的人也有了猜度。而这些顾忌和猜度漂浮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恰恰就是人人称许的礼仪和规矩。我突然有些感谢Z。想想,在重重的铠甲之下,他能够拨响这个深夜来电,该经过多少次的犹豫才会付出这份勇气啊。他肯定想了又想:她丈夫是不是在家?在家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丈夫不在家的话她会不会自作多情?她误会了又该怎么办?电话结束之后,他多半还会拷问自己:我怎么可以这么发疯?我是不是神经有什么毛病?要不然怎么不仅睡不着还往她家里深更半夜地打电话?—更加混沌,更加繁赘。而他的初衷,不过是想和我文案话。他不过是想在无边的黑夜里,找个无关利害的人,文案话。
我们的心,我们最真实的那颗心,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相信你有,他有,我当然也有。但是身体和身体能碰见,眼睛和眼睛能碰见,唯有心和心,总是碰不到面。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的渠道。即使偶尔有汩汩的清泉从深山流出—如这个夜晚Z的纵情来电,也很难抵达我们的手掌。因为在它经过的地方,龟裂的缝隙已经几乎把它尽数截流。
后来,Z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以他官场多年积留的秉性,我想,他很可能会把这个深夜的电话视为自己的一次失态,一个把柄。或许,他还会为这个电话多次后悔和自责。但我非常想让他知道的是:我很怀念那次不速之电,我觉得那个夜晚我们之间的聊天,是和他认识这么多年来—最纯净和最美好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