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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凛冽，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townand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12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14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斗殴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做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例如，他们说起的16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这样的味道。说是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野猪果然消化不了亚里士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从此，这道美味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念吴小莉。前些天她托人远道带给我一部英国当代童话《哈利•波特》，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封信，说不仅供我在旅途中解闷，而且要证明在繁忙的劳务中读点童话好玩极了。
小莉是对的。虽然我很早就明白人类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游戏和童话，但在实际深入的时候又常常会被纷乱的现实所掩盖，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因此总要有人提醒。正是小莉送的书，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还会着迷于与年龄早不相称的童话。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一种隐秘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