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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童话-精英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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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凛冽,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townand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12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14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斗殴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做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例如,他们说起的16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这样的味道。说是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野猪果然消化不了亚里士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从此,这道美味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念吴小莉。前些天她托人远道带给我一部英国当代童话《哈利•波特》,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封信,说不仅供我在旅途中解闷,而且要证明在繁忙的劳务中读点童话好玩极了。
  
  小莉是对的。虽然我很早就明白人类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游戏和童话,但在实际深入的时候又常常会被纷乱的现实所掩盖,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因此总要有人提醒。正是小莉送的书,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还会着迷于与年龄早不相称的童话。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一种隐秘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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