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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从德克萨斯州的乡村来到纽约开出租车谋生。
干的士这一行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幽默诙谐，有的人失意忧郁，还有的人自命不凡。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个老太太。
那是今年5月份第2个星期日的深夜，我接到城郊的一个要车电话。我想，也许是一些参加完晚会的人，或者是某个刚赶到这个城市过母亲节的人。
我到达目的地时是3点30分。一个破败的公寓楼黑黢黢地立在我的眼前，只有一楼一个房间透出一点灯光。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司机顶多只会按一二声喇叭，稍等片刻，然后开车走人。因为这个时间和地点时常会出现治安问题。然而，我也知道这个时间在这样的地方打车不易，再说也许这个客人有点困难需要我帮一把手呢。于是，我走到亮灯的那户人家敲了敲门。
“等一会儿。”回答我的是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我听到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拖动。隔了好久，门开了，一个80多岁的瘦小的老太太吃力地拖着一个包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印第安大花布上衣，头戴一顶圆桶形帽子，帽子上还罩了一条面纱，活脱脱是一个上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走出的人物。
“你能帮我拎一下包吗？”她说。我先将她的包拎上车子，然后又回头搀扶她。她走得很慢，边走边对我表示感谢。
“这没什么。”我说，“我这是为我的客人服务。再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在外面也能得到同样的服务。”
“你真是一个好人。”她说。
进了车子，她给了我一个地址，问：“能不能从城里走？我很想再看看这座城市……”
“能，不过这就不是最近的路了。”我答道。
“这不要紧。”她说，“我不着急。我是菲奥娜小姐，不过人们都叫我菲奥娜太太，是去圣洛安敬老院。”
我从后视镜中看了她一眼。菲奥娜太太的眼窝里有一滴亮晶晶的东西。“我孤寡一人。”她继续说道，“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然我不会去的。”
我悄悄地伸手关掉了计程表。经过城里的路程一刻钟就能走完，我们却花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因为她一会儿让我慢行，一会儿让我停车，还不时地讲着话。菲奥娜太太指着一座大楼，告诉我她曾在这儿干过电梯操作员的工作。在经过一个居民区的时候，她说她和丈夫结婚的新房就是在这里。她要我将车子在一个商场前停了一会儿。她说这里曾经是一个舞厅，年轻时她在舞厅当过舞蹈指导老师。有时，她会让我在某一个地方放慢速度，然后默默凝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
当第一缕阳光露出地平线的时候，菲奥娜太太这才说：“我累了。走吧。”
车子来到了她要去的圣洛安敬老院前。敬老院的两个工作人员正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说：“这位老太太一直不肯来敬老院，现在她患了肺癌，才同意来敬老院，而且必须在今年的母亲节来敬老院。”工作人员说着给她推来了轮椅。
“我应该付给你多少钱？”菲奥娜太太取出钱包问我。
“不要钱。”我答道。
“你也要养家。”菲奥娜说。
“还有其他客人呢。”我说，接着几乎是未假思索地弯下腰拥抱了她。她紧紧地抱住我。“你给了一个老太太一小会快乐的时光。”她说，“谢谢你。”
我最后握了一握她的手，然后走向暗淡的晨曦。我的身后响起了关门的声音。这是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发出的声音。一路上，我在想，如果今天带菲奥娜太太的是一个脾气急躁没有耐心的司机，如果我在公寓楼前按一二声喇叭后就把车开走，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做的这件事情似乎微不足道，但是现在想起来，却是我一生中最暖心的一件事情。生活中，我们往往千辛万苦只为干成一件暖心的事情。然而，有时候我们干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暖心事，自己却毫无察觉，这是因为它裹在一个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