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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早，掀开窗帘看看，窗上已撒满了水珠；啊，好极了，又是个下雨天。雨连下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著湿气，我也不抱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
那时在浙江永嘉老家，我才六岁，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天亮了，听到瓦背上哗哗的雨声，我就放了心。因为下雨天长工们不下田，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我舍不得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著要她讲故事。母亲闭著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有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见他可怜，就打著伞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他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伞柄有一个窟洼。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
我说这瞎子好坏啊！母亲说，不是坏，是因为他太穷了。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才把伞给他的。在熹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毛细细长长，眼睛眯成一条线。我的启蒙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长相一定就跟菩萨一样。
雨下得越来越大。母亲一起床，我也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著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
天下雨，长工们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柑子。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一会儿推到西边。谁赢谁输都一样有趣，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睡觉了。”老师不会撑著伞来找我。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
五月黄梅天，到处粘糊糊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著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地张开翅膀，托著娇艳的花朵，父亲用旱烟袋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犀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
唱鼓儿词的总在下雨天从我家后门摸索进来，坐在厨房的条凳上，唱一段秦雪梅吊孝，郑元和学丐。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晚上就在大厅里唱，请左邻右舍都来听。宽敞的大厅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气灯，发出嘶嘶的声音。煤气灯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雨哗哗地越下越大，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咚地也敲得越起劲。唱孟丽君，唱秦雪梅，母亲和五叔婆听了眼圈儿都哭得红红的，我就只顾吃炒米糕、花生糖。父亲却悄悄地溜进书房作他的“唐诗”去了。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那时没有气象报告，预测天气好坏全靠有经验的长工和母亲抬头看天色。云脚长了毛，向西北飞奔，就知道台风要来了。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几天不晒就要发霉，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麴。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麴一粒粒拣出来，不然就会越来越多。这工作真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麴会越来越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麴。不用读书了。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以永远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到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我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
有一次在雨中徘徊西子湖畔。我驻足凝望著碧蓝如玉的湖水和低斜低斜的梅花，却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人向我慢慢走来，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己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归来。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却仍能依稀听见，在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