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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非要问我历史学得如何，我的回答注定让他失望。要是我说我对我和奶奶的交往史吃得最透，接着还正经八百地说奶奶是哲思深厚的大方之家，免不了有人会把大牙笑掉。
我承认历史——甚至“历史”这个词——和我在彼此眼里都很陌生，我也承认这一生里，奶奶的农民身份链条从来没有过一天的断裂。可是，人们得承认，没有一段历史离得开农民的喂养，也得承认，一个农民的哲学范畴，有可能远远超出一亩三分地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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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算明白了。人与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就像书桌上的一摞书，高低上下随时可以变换，书桌和书却永远只能固守在自己的位置。
番茄转红了，奶奶挑了几个，让给外太祖母送去；核桃饱满了，奶奶装了一篮，让给外太祖母送去；鸡子变成鸡婆了，奶奶凑了一钵蛋，让给外太祖母送去……那时，外太祖母是我家最年长的老人。
老人住的地方，离我们三四里地。很多时候，奶奶轮番差使她的子孙后代，替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并在一次次的往复间，强化对血缘的追溯与体认。而我对于这年复一年行走意义的认知更进一层，是在外太祖母有说有笑的面容被一块冰凉的墓碑置换以后。当我再也不能看着老人的小脚因为我们的到来搅动起满屋风云，我终于知道，那条蜿蜒在稻麦荷菽间的小路，不光是连接奶奶与母体的脐带，还是我读到的第一部人生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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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八个儿女中有五个“出去”了。“出去”，就是蜕了“农皮”，吃上公粮。要知道，在当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自己的命运有多么同情，对有人“出去”的人家就有多么歆羡。
而这只不过是奶奶威望广厦的四梁八柱。让她成为平地高楼的，是几十口人几十年里对她绝对服从、绝不冒犯、绝顶孝顺的自觉自愿。
一个人的权威，是自己苦心营造的还是别人顶礼奉送的，实在有着本质和品质的不同。奶奶的优越感就是这样养成的吧。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今这日子，给个省长当，我也不舍得换。”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吧！”挤对她，我才不会客气。
奶奶才不理会我的小肚鸡肠，慢腾腾地说：“你看电视里好多有权有势的人，下面的人当面叫你大人，背后骂你小人，有啥意思？我这个乡巴佬活得倒还实在些——至少，这家子人没哪个对我不是巴心巴肝。”
奶奶接着又说：“人家服你，生产队长也受人尊敬；人家不服，占地再宽，还不是白铁皮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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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端坐在八仙桌边，或者斜倚在卧榻之上，我所看到的，从来都是她不怒自威的气度、宽和从容的气场。
还在三四岁时，儿子就已知道，但凡家里有稀罕东西，在孝敬老祖前，是绝不可以碰一下的。他起初也感到委屈，后来就通泰了：没有老的就没有小的；老的没有，小的就不能有。这句话，当然是我告诉他的——我小时候，父亲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自然，父亲小时候，奶奶也是这样对他讲的。
奶奶传给后人一句话，进而顺理成章地从这句话里得到丰厚的回报。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奶奶就坐飞机逛过北京，乘轮船游过三峡，搭火车打望过连天碧草、大漠黄沙。多数时候，奶奶留守家中，于是，她的散布在外的子孙的孝心，顺着邮路“四方来朝”，此起彼伏，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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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天，奶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归来，她被家里人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奶奶到底闲不住，她要忙的事不少，最重要的是和周家幺爷爷一起烧香、念经。
周家幺爷爷是“五保户”。虽是一介女辈，但村中无论老少，均以“周家幺爷爷”相称。奶奶和她一起念的是经书。印象中，蝇头小楷疏朗有致地落在那线装手抄本上，要说内容，却是记不起了。
和周家幺爷爷一样，奶奶其实一个字都不认识。她的记性也说不上好，离开书，不管前三句如何顺畅，第四句准保卡壳。但手一碰到书，那些字酒醒一般，立马就活跃起来。
“为啥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周家念经呢？”我不明白。
“因为她没儿没女，孤苦伶仃。”奶奶说。
在这件事上，我真有些后知后觉了——每次出门前，除了经书，奶奶总会带上一点别的东西，比如一把挂面，或者几棵白菜。
她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人老了会眼花，但观音菩萨不会。”
那时少不更事，奶奶的话，我与其说并未在意，不如说并没听懂。直到今天，从时间的回音壁上，我才读懂奶奶话里的话：嘴上念的是一本经，心里念的是另一本经，就算你骗得过自己，总还有一双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眼睛，会把真相看穿，把你看透。
奶奶高格又低调地活着，不知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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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叔叔姑姑们跳出“农门”后蜕下的“皮”。爸爸常年和他的小本生意一起在外漂着，东一块西一块的责任田，母亲不得不大包大揽。两个哥哥参军后，我成了母亲唯一可以指望的帮手。喂猪垫圈，洗衣做饭，占据了我一天的大多数时间，而一俟放了农忙假，这些繁复琐碎之事，全然上不得桌面。
所幸“僧多粥少”，村里每个人头上只顶着六七分田地；可恶的是地肥产量高，一亩少说能收一千四五百斤稻谷。畏惧风调雨顺、大地丰收，不是我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因为一个少年在日复一日翻晒粮食的过程中，对于生活的热情，已经先于谷粒里的水分，被日头不停地蒸发。
翻晒稻谷与清理稻叶，是烈日同我的合作，也是烈日与我的对垒。谷粒可以在我手下翻身，我的两张脸，却难逃被日头一次又一次煎炸得外焦里嫩的命运。没有三四个饱足的晴日，颗粒归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晚上把稻谷请进屋躲雨，第二天早上再送出去让它们吸食阳光。在十多岁的我手上，一亩田至少有上万斤的重量。
只有我一个人在晒楼的时候，奶奶会将半杯啤酒递到我跟前，然后接过我手上的谷耙，接过我的活。玻璃杯里的泡沫缓缓下沉、消失，与之对应的，是笑容在奶奶脸上缓缓升起、定格。恰到好处的是，一阵风贴着脖子从脑后掠过，奶奶的目光从我的眼眶洒进心间，宛如明月。回想起来，那是农忙时节里仅有的可以感知美好的时光，是从炎炎夏日坚硬躯壳里剥离出来的清凉，是长夜至暗处亮起的一点灯影，是对已经厌倦的世界仅存的一丝好感。
比啤酒更能补充能量的是奶奶盛在杯里的一句话：“你不怕苦，苦就会怕你。”
这句话在我后来的人生经验里并没有完全得到印证，所幸余生还长，我愿意借用它的全部，作为奶奶的论据。
奶奶不是佛，但我早已是她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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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委培”中专。老师们觉得能长成“半残品”于我已是撞了“天昏”，这让很要面子的父亲觉得很没有面子。我的录取通知书被他草纸一样扔进了猪圈。当“草纸”停落在一个粪团旁，他的声音划伤了我的耳朵：“一头猪。”
圈里明明关着两头猪呀。等我明白过来那两头和另一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时，大概也明白了，那其实差不多也是一回事。让两头和一头最终得以区分的是奶奶云淡风轻的一句话：“你是在骂他，还是骂自个儿？”
“哪个喊他不争气？一头猪吆到北京去了，回来还是一头猪！”父亲和奶奶说话，语调很少那样高。
“就算真是一头猪，膘也有厚有薄。”
奶奶点到了父亲的穴位。他怔在那里，不再开腔。
奶奶从猪圈里捡起那张纸，捡起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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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麾下的“公家人”多，常有人登门造访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人多是有事相托。倘是借钱借粮、讲理劝架之类，奶奶通常不会让人失望，若事情不是当下她能应承的，她也一定会好言好语求得谅解。待人家断了念想，抱憾离开，她却在脑子里忙不迭地翻开花名册，在她的子孙里来一个“沙场点兵”。
奶奶因此被“加官晋爵”。第一次被叫“刘局长”时，奶奶以为我在叫别人，但她很快反应过来。后来再这么叫她，她居然也不怎么反对。一些人吃着公粮不正经办事，我比他们当得还伸抖（四川方言，清楚的意思）些。是不是这样想的，我没有问过奶奶。
别看老人家慈眉善目，一旦脸上变了颜色，那可是让人一小壶喝不下来的。一次，六叔六婶不知何故闹起口角，情急之下，六叔竟要借拳头讲理。“梆、梆、梆”，几声闷响过后，六叔的手总算放了下来，而奶奶手上的拐杖，仍然对他的后背虎视眈眈。六婶作为奶奶的“生活秘书”，在后来的日子里，对奶奶的照顾无可挑剔。
七十岁前，对于自己的子孙，老人家热衷于耳提面命，恩威并施；年过古稀之后，对于一应家庭事务，奶奶几乎都睁只眼闭只眼，谁要找她拿主意，管你是实是虚，她一概打太极。
民国时期，老家遍地鸦片，都说权力比鸦片还容易上瘾。“你咋就没成‘瘾君子’呢？”我问奶奶。
奶奶说：“但凡成了瘾的，都不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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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我这样好，我死都值得了。”“你们对我这样好，我死太不值得了。”这两句都是奶奶经常说的话。
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上会突然有一只鸟飞过，你也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會冒出这样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时候都是从她被窝里冒出来的。我们孙子辈，即使已年过四十，也还是喜欢钻进奶奶的被窝。如果她睡着了，就和她顺着她的梦入梦；如果她没有睡着，就来一番东拉西扯。这个时候的奶奶不是奶奶，可以叫她首长、老刘、炳芬同志，或者刘大局长。我们负责没心没肺，她负责眉开眼笑。
只有想起死亡的时候，奶奶的眼眶里才会涌起忧伤。
奶奶说：“我在观世音面前许过愿，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
奶奶说：“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奶奶渴望长生，可她早看透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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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条路没有尽头。
2023年2月27日12时16分，奶奶用永远的沉默留下遗言，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
活着不打扰别人，就是对于自己的永远离去，奶奶也提前打了招呼：“谁也别说。”奶奶走后，家里没设灵堂，家人没贴讣告，但是前来送行的依然不下三四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