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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关于徐志摩大家了解吗?
人的眼睛是一面哈哈镜，常常误读历史人物，并藉了这种误读而自诩了解了一个人。
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徐志摩并不是徐志摩，最多只是徐志摩的一缕充满灵性的头发，或一副绅士味道十足的眼镜。甚至连这都算不上，而只是他的一点纷坠的头皮屑。
这个人间四月天，我读完了《徐志摩全集》，发现历史的菱花镜，也像哈哈镜一样，把徐志摩照的夸张变形，甚或面目全非。而真正的徐志摩，原来是这样的!
一、徐志摩首先是一个思想者。
思想者最大的特征是不盲从，他只靠自己的思想导引，而不屈从于或苟同于任何主流的或非主流的话语。徐志摩说“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烈苦痛的一件事实”。徐那时没有去过苏俄，他的结论只是他独立思想的结果，也是他阅读《资本论》而没有完全理解的结果。也许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出身，所以排斥革命。这不全对，如果他真的完全代表资产阶级，那么就应该视劳动者如仇敌，但他没有，1926年夏天，他来到了峡石，到父亲开办的丝厂调查劳工问题，他对工人的遭遇寄予了深切同情，并联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思考，在报告中提出了直到今天依然有价值的两条对策：一是由国家集中经营(即发展国有企业);二是建立保护劳工法。应该说，徐志摩的思想，不是一个一般诗人的思想，而是一个学者的思想，一个独立思想者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有时还很反动。但在各种思潮和主义纷争的20世纪，徐志摩的某些独立思考无疑被历史证明是对的，比如上面这两条对策。读完六卷本《徐志摩全集》，野草书屋主人赵新月突然感觉：徐志摩的思想，比徐志摩的诗歌更具穿透力;思想的徐志摩，比诗歌的徐志摩更发人深省。虽然，我并不同意他的立场和某些思想，但他抱着《资本论》亲自调查峡石工人阶级状况的举动，不是一般诗人可望其项背的。
二、徐志摩其次是一个实业家。
大凡诗人，都耽于幻想，难以在实践中建立功业，甚至不屑于实践。“百无一用是书生”，既有自嘲之意，其实还有自豪的成分。徐志摩爱幻想，有时简直就是调皮的孩子。诗人应该有的，他都有;诗人没有的，他也有。诗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但大都“乌托”一下就算了，当不得真的。徐志摩就不一样，他的乌托邦不是用来在没事时或失意时“乌托”一下的，而是要身体力行的，他要在地球上圆一个天国之梦。这集中体现在他大力兴办实业上。在1924年和1928年，徐志摩都积极地参与和筹划了“农村建设计划”。先是联络同志，又筹集巨款，再赴江浙实地考察，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不料，中国动荡的时局，打碎了他原本可以实施的伟大计划。不管他的实业成功与否，他都不是想赚钱谋生，而是要把办实业当做一条救国之路去闯的。
三、徐志摩再次是一个社交家。
我一直认为，徐志摩的成功，与他的“广结善缘”有关。无论在家乡在外地，在国内在国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活跃的份子，当时社会所有的名流，如有可能，他都主动结交。他的成就，不能不说因为广泛的社交而大大受益。从留下来的大量书信和史料看，他与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凌叔华、刘海粟、沈从文、卞之琳、王统照、成仿吾、赵景深、孙伏园、赵家壁等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级人物都交往密切，即便是冤家对头的人，在文坛上也“广结孽缘”，笔战不休。这些，都是他名声大噪的重要原因，虽然他丝毫不看重名声，他只是想从朋友或敌人那里吸取营养罢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罗素和泰戈尔的交往。一个是西方哲学泰斗，一个是伟大的东方诗哲，都给了徐志摩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与熏陶。
四、徐志摩还是一个散文家。
我认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在诗之上。他的散文既有诗人的灵动和冲动，又有哲人的深邃和广博。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写散文必然流于轻佻，或被当时的主流思想操纵只会写学舌文章;一个没有诗人气质的人，写散文必然流于板滞，或被逻辑义理所左右写出缺乏辞藻的学究文章。一个难得的散文大家，难得在其独立的思想与诗人的气质上。唐宋八大家之所以闻名，在于他们还多少有思想(尤其是柳宗元)，同时几乎都是诗人。徐志摩不乏独立的思想，而且其思想的深度绝不在胡适、陈独秀等人之下(虽然他并不以思想者自居，也没有创作大量的论著，但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思想者的标准不在于有多少著作，而在于有没有别人所没有的并为历史所证实的独一无二的观念)，他更不乏诗人的才华与气质，诗人有的他都有。于是，思想者与诗人结合成了一个大散文家徐志摩。他在散文中，议论政治，指摘时弊，畅谈理想，呼唤自由，绍介名人，悼念故友，纵笔高山大川，搅拌浓得化不开的爱情……其中，他的一些政治散文站在了反对革命的`立场(这证明他没有读懂马克思和列宁)，而他的非政治散文则流荡着自然的纯绿与人心的幽咽泉流。单从纯艺术上说，《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列宁忌日——谈革命》、《海滩上种花》、《自剖》、《翡冷翠山居闲话》、《爱眉小札》等篇什，实际上在将中国白话散文引领到一种新的境界。
五、徐志摩最后才是一个诗人，而且还是现实主义诗人。
但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他首先还是一个思想型的诗人，而决非爱情式的诗人。他关注信仰，痛苦着出路，所以才绝望地呻吟“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甚至毫不绅士地骂街“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地苦!”他关注动荡的社会，关注不幸且不争的大众，他聆听石工们的喊声，“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于是他挥毫写下气势雄伟、格调高昂的《庐山石工歌》，如果不是特别注明，说它是田汉或田间写的，人们也绝不怀疑。他也不乏斗士的激情，对封建军阀的罪行义愤填膺，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等“投枪与匕首”一样的诗篇。他关注不幸的人生，在《沪杭车中》感叹“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甚至写道“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他关注自然，从村舍晨炊，到康河流水，从五老峰的飘渺，到翡冷翠的热烈，将大自然奢侈地铺陈笔下。最后，他才关注爱情，欲将心香一瓣奉献给他所爱的女人。就是他的爱情，首先也不是浪漫，而是很实际的考虑。从他对陆小曼苦口婆心地劝告、不惜一切地供给、无可奈何地忍让等行为可以看出，徐志摩并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而是一个很实际的“模范丈夫”，与其说他的爱情是浪漫的，不如说是苦涩的，与其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披着浪漫外衣而骨子里却纠缠着现实情结的孤独、绝望、痛苦而真实的现实主义诗人。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说“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地浓烈。”这话，有点说反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是一个思想者，所以他的诗里充满浓烈的政治意识。
把这样一个思想者、实业家、社交家、散文家、现实主义诗人，定位成风流倜傥的情种与浪漫诗人，是历史给我们开的玩笑呢?还是我们开了历史的玩笑呢? 无论什么人，什么集团，什么社会，什么时代，都喜欢浪漫的诗人，起码不讨厌他们，正像人人喜欢爱情、喜欢风花雪月一样。 但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想干点实事的人，一个在社交场合异常活跃的人，一个喜欢指摘时弊的散文家，一个不满意社会与人生的现实主义诗人，无论什么人，什么集团，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往往都不大喜欢。 对不喜欢的东西，有两种报复方式：一是挞伐，二是忽略，故意地忽略，像当年马克思的对手们故意忽略《资本论》一样。
这样一来，历史上就有些东西，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里，渐渐地被人们忘记了，忘记了。 于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徐志摩，一个想干点实事的人徐志摩，一个在社交场合异常活跃的徐志摩，一个喜欢指摘时弊的散文家徐志摩，一个不满意社会与人生的现实主义诗人徐志摩，就渐渐地被人们忘记了，忘记了…… 人们所能记住并愿意记住的，只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种，一个才华盖世的诗人，一个不是徐志摩的徐志摩!
菱花错照徐志摩，哪有人间四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