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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奥妙无穷，并不神秘，也不简单。这是我多年接触科学世界的感受。 记得在幼稚园得到一件奖品，是一架玩具飞机。那时我还无法将玩具飞机与科学世界联系起来，科学世界毕竟离我很远。孩提时代，常跟着家长求神拜佛，给祖先磕头。尤其在上海城陛庙楼上，看到地狱里的惨景，让我心惊胆战。
童年时代，我接触到的科学太少了。 读中学的时候，学习几何、代数、物理、化学，成绩平平，但好动手。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一只粗制的镜头，我想借此做一台幻灯机。于是，我又找来一片凸透镜，用硬纸板糊一只盒子，两边留着通气孔。前边做个镜头架，后边留个孔，准备放灯泡用，还在孔的周边糊上一张烟盒里的锡箔，以增强亮度。我没有幻灯片，放的是一些底片，反正有个影像就算我的成功。
先在家里试验，架起凳子，将影像放到贴有白纸的凳面上，图像果然清晰。我来了兴致，想自我表现一番，于是请父母、弟妹以及楼上的奶奶、大妈都来观赏我的杰作。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设计把影像放映到墙上，并将灯泡从25瓦换成100瓦。光源成倍增强了，试验想来是不成问题的。客人来齐了，我打开电灯开演。只见白墙上的影子模模糊糊，隐隐绰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可什么也看不清。
当时正值夏天，急得我满头大汗，摆弄了十多分钟还是不见图像。客人们扫兴地走开了。我撅着嘴，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我想逞能却落得个一败涂地。后来拆开盒子，发现是灯泡功率太大，而盒子又太小，通风不良，使糊透镜的玻璃纸里都充满了水珠。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又轻举妄动，必定失败。 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58年，全国进人大跃进年代，报纸上天天放高产卫星。我们也不例外。那时，科学在我眼里变得“简单”起来，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我们也来放卫星。有的同学提出打算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郭沫若、茅盾。
人学才一年多，学校就组织我们批判教授的资产阶级思想，“拔白旗”。于是科学被异化了。 在生活中，我们听说用超声波洗衣服，既简便又省力。我们根据别人传授的方法做起来。我和几个同学找来几根报废的水管。据说只要将其一头砸扁，焊上一片像吉列那样的刮胡子薄刀片，接到水龙头上便会产生超声波水流。可是我们不会焊接，连把水管砸扁的能力都没有，于是不了了之。
后来，我们参加“除四害”的运动。见苍蝇用拍子打，很容易;在校园里支起大锅烧开水，把铁床架放在里面煮，烫死臭虫;在洗脸盆里抹上肥皂水，到荚白田里向蚊子群挥舞，粘着蚊子就是胜利;为了保护粮食，还到田里赶麻雀，大家一早起来敲锣打鼓，有的还爬到房顶上吹哨呼叫，摇曳红带，把屋瓦踩得四分五裂。大喊大叫吓得麻雀心胆俱碎，胆小体弱的掉下来被捕，捆住脚挂在廊檐下示众。
现在看来，这种群众运动式的搞科学，没有学到科学知识，更用不上科学，反倒糟蹋物资，实在单纯天真，幼稚可笑。 我真正接触科学世界，对科学世界有点真实的认识，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尤其是担任专门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之后。1977年，中央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从此，中国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我国的科技新闻事业也开始兴旺起来。
我采访了科学家与青少年见面的活动;同陈景润交谈他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之路;在四川夹江参观高通量原子反应堆;到长沙探访我国第一代亿次电子计算机—银河机;钻进西昌的山洞里观看我国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从这些实践中我明白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意义，以及现代高新技术的精细、高深;体会到科学家们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以及他们所特有的“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综观科学世界，就像一个博大精深的海洋，阵阵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我在科学的海洋里赶潮，趣味盎然，既增长了知识，又坚定了国富民强的信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掀起学习新技术革命的热潮。科学家们作了一场又一场报告，向公众介绍新技术革命。世界走进信息时代，我随中国科技代表团到日本筑波参观国际科技博览会，观看到未来信息社会的前潮。后来，我国制定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要抢占国际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占一席之地。高温超导的研究，生物技术新领域的开拓，核电站的兴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应用，等等，我都用自己的笔向公众介绍。
尽管我患了癌症，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的责任就是传播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尽力。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提高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增强，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科技浪潮的兴起，必定出现无数精英。我拜访过李远哲、赵乃刚、王承书、汪酞等科技精英，并把他们介绍给读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科学成就，学习他们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在本文开头，我已说明科学世界并不神秘。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当然，攀登科学高峰必须向内行的科学家请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到科学世界里漫游，才能深人进去，有所创新。
但是，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科学世界显得格外浩森。一方面是因为科盲多，另一方面是一些人观察事物缺乏科学方法和态度。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有的人眼睛里只盯着钱，以致不择手段，甚至打起“科学”的幌子，骗取钱财。于是，封建迷信、伪科学在愚昧的土地上滋长、泛滥起来。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有责任支持正直科学家的公正态度，有必要将识别愚昧的科学方法介绍给公众，让大家有个清醒的头脑。尽管我曾被扣上“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的帽子，但我毫不惧怕。
我向科学家请教，架起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通向公众、通向社会的桥梁。 读者朋友，您认为我的想法有道理吗?请读下面的新闻报道式的文章吧。这些文章大部分公开发表过，有的在编书时作了补充和修改。写于1996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