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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45分，我杀了一个人。监控录像显示，当时他走进地铁站，在所有要去伦敦西区的乘客之中显得并不起眼。他在站台前方等候着，直到他能够听见我驾驶的列车进站的声音。这时他平静地跨步下了站台、站在铁轨上，目光直挺挺地望着我，等着被列车撞击。
即将到来的撞击仅仅只有几秒钟，但是我感觉却像几分钟一样漫长。我当伦敦中心线的地铁司机已经有几年了，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看见一位穿着牛仔裤、短袖衬衫的年轻人在等待着死神、还直盯着我的眼睛。当我拉动紧急刹车装置时，我心里想：“请躲开吧。马上。希望这是一场恶作剧。”列车越来越近，当我看出他明显没有躲避之意时，我闭上眼睛，掩住脸、屏住呼吸。
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我通知乘客：因为一起事故，车门将推迟开启，然后我呼叫线路管制员寻求帮助。正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轻轻地敲驾驶室的门。一位衣着讲究的男士问道：“你知道在你的列车下面有一个人吗？”我看了看挡风玻璃上的斑斑血迹，回答道：“是的。”他怔了怔，看了看手表又问道：“那么，还有多长时间我们才能重新发车呢？”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地使我平静了下来———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不久前的恐怖袭击留给人们心头的震撼还很深，我隔着窗户我看到的全是焦虑不安的面孔。但是没有人拥挤，也没有人抱怨，只有少数几位乘客询问原因，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系列混杂的行动：车站员工、警察、消防队员、紧急支援小组和创伤心理顾问全都来了，展开训练有素的救援工作，尸体被转移、列车恢复运行。
心理顾问告诉我，为了预防心理创伤压力，我需要休假几天。我同意接受心理辅导，以确定自己是健康的，可以继续工作。但是我坚信这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我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连续几个星期，我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到了8月，一位警察前来调查，他给我看了一些资料和照片。那个“陌生人”现在有了一个名字、一个家庭和一个悲惨的故事。
亨利克•亚历山德森是从瑞典来伦敦找工作的，他事业成功、人缘也很好，只是身体一直不太舒服。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病与艾滋病有关，那个星期他去做了体检以查明真相。可是到星期六，他再也无法忍受等待的煎熬了：他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给父母打了电话，他们很着急，立刻买了到伦敦的机票，然而他们还是晚到了几个小时：他留下一封诀别信，然后就出发前往车站，赶赴与我的那场死亡之约。假如他再等上一天，他就会得知———所有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
我辞掉工作回家了，我恐怕根本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爱人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现在，一年过去了，但是我仿佛还是能够看见亨利克站在铁轨上，等待着那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