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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民把我领进央视后，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得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
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毕恭毕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在孟导的建议下，我拎着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两件衬衣，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每天早上，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兰州没有地铁，北京的地铁很快，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
忽然，孟欣说：“朱军，你给邹主任文案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功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做这一期的主持人。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一切显得异常平静。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
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