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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雅典、庞培或扬州在水流与火焰中陷落，耳语的城市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代充满那么多的声音：大街上人与人的叫喊、国家播音员义正辞严的电视宣读、卡拉OK走调得令人晕厥的歌唱、BP机害羞而固执的呼唤，以及多种混合著工业文明和传媒技术的速朽声音，它们聚集成了我生命四周的风景。
声音起源于我的倾听，也就是起源于我在黑暗中的渴望。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坐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迷失了回家的方向。父亲被羁押在郊区的一间教室里，容颜憔悴，辗转反侧；母亲在住宅的窗口急切地搜寻着我的身影；而我则在第三个地点流浪。
一群学生在旷街对面的楼房阴影里毒打一个女人，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老师。有几个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在围观，神色恐怖，仿佛是些受惊的幼鼠。我好像观看着一部童年时代的默片，暴力变得那么柔和，击打的手在缓慢舞动，而女人的躯体则无言地倒下，头颅从水泥地上反弹起来，使她的脸转向了马路对面的我──我就这样看到她无助和绝望的眼睛，以及流淌在年轻脸庞上的泪水。在她死去以前，她对我的注视构成了一种类似叹息和劝谕的微笑，尔后，她把脸颊紧贴着大地，一劳永逸地阖上了眼睛。
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喊叫，从这极美丽的死亡中迸发出来，掠过孤寂的尸体和逃散的人群。它来自我的喉咙，来自一个为这满含着沉默的罪行所惊骇的小孩。法国梧桐、藏匿在叶荫下的蝉、房屋的巨大阴影和笼罩于炽热阳光中的柏油街道，所有这些影像崩溃了，只留给我那个最温存柔弱的形象，仿佛是投射到这世界里的最后一道光线。
但只有在后来我才会懂得这叫喊的意义。在正午的黑暗里，爱与正义蜷缩于城市的街巷后面，或者，隐藏于那些光线阴郁的窗户和布帘后面，甚至上帝都从这酷热的苦难中悄悄背过脸去，让时间停止在造反者用残暴修筑起来的偶像面前。然而，正是由于一种来自纯粹人性的叫喊，造反者及其偶像被有力地推了一下，而罪恶也遭受一次严厉的照亮。如果我没有弄错，就在那个短促的时刻，声音的闪电飞奔起来，成为目击者最犀利的武器，它等于在说：我看见，并且我宣判！
很多年后的一个除夕子夜，我在静静地倾听。城市置身于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这一年一度的声音闹剧。只有我伫留在屋里，注视着那些映照窗帘和家具的五色火焰，它们燃烧在狂热的邻人们高高举起的手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
这其实就是人丧失叫喊力之后所掀起的一埸替补运动。难以自拔的庸碌、鸡零狗碎的痛苦、逆来顺受的生活、长久缄默的意愿、对童年欢叫和嬉戏的回忆，还有对目睹人生的诸多辛苦而装聋作哑的神明的期待，所有这些理由都汇集成了叫一叫的渴望，以此使黯淡的岁月得到新的照亮。
然而，并没有什么人真的在去年的尽头动用了自己的叫喊器官。他们所做的只是花钱购买那些包在马粪纸中的黑色火药，然后点燃引线，使之发出类似叫喊的巨大声响。第二天，也就是新年阳光第一次照临的时刻，城市到处布满炸碎后的纸屑和火药燃烧过的黑色痕迹，而众生的命运依然如故。
在声音的闹剧平息后，城市回复了原先的缄默和黯淡。有时，我还能从低等酒馆闻到猜拳劝酒的吆喝，从通宵不眠的窗口听取麻将群众的笑闹，从街沿小贩那里获得叫卖商品的消息。这些日常生活埸景欺骗了我们，使我们产生如下幻觉，以为人始终拥有叫喊的力量，也就是拥有照亮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声音火焰。但所有这些聒噪都不可能向人提供心灵的真正出路。事实上，自从真理与信念死去之后，除了钱币的声音，人已经听不见他自己心里的那些剧烈的呼声。
我总是喜欢在夜晚走向街道，也总是期待声音的奇迹。也许会有某些遭禁锢的东西被黑暗解放出来，哪怕是一个女人的低低的啜泣，使我能倾听到真正属于灵魂的声音。但街道并未变更它缄默的立场。尽管被路灯或其他电光源所照亮，或受到夜行出租车和货车的惊扰，它仍沉浸在它的黑暗属性里。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有位跟我一样酷爱音乐的朋友。每天深夜，我们都游荡在上海西南角的街道上。那些旧法租界里的西班牙式旧宅，被月光和冬青树丛的阴影所笼罩，呈现出幽秘庄严的景象。烟窗像十字架那样屹立，大三角形的屋顶下，是某架钢琴悠远的歌唱，它们来自萧邦和舒曼的灵魂，每一个音符都发出无限忧伤的气味，使我的心感到战栗与温甜。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爱的话语，从此我听见了我的诞生。
现在，越过这没有灵魂的黑夜，我停栖在回忆的深处。世界的容貌已经遭到了篡改，这使我变得非常感伤。明天我将动身前往医院，为了妻子将要承受的分娩之痛，也为了有一个男孩将要出世。像所有人都曾经历过的那样，他会发出第一声怒气冲天的哭喊，而后，在岁月的消磨中与世界达成和解。但我并不担忧这点，因为人对美妙声音的所有怀念，都是灵魂发出的内在的呼唤。
